正是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委内瑞拉与格陵兰问题。就委内瑞拉而言，长期的经营失误与国际制裁导致石油产量大幅下滑；加之政治高度不稳定，美国石油企业对恢复产能所需的长期投资普遍持谨慎态度。其结果是，美国能够获得的实际利益有限，中国所承受的损失亦相对可控。从这个意义上看，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的“合理性”，与其说源于资源获取的实质效果，不如说更容易从其异常低廉的入侵成本，以及向外界传递“胆敢挑衅必将付出代价”的示威性信号加以解释。
至于格陵兰，美国方面除强调关键矿产价值外，还将其定位为在北极航道上制衡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要冲。然而，这些目标并不必然需要以损害北约军事同盟关系为代价，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在既有同盟框架与外交手段之下，同样可以加以实现。由此可见，从一开始，诉诸武力就并非理性的政策选项。
有必要警惕以“资源决定论”这种单一维度的分析框架，去解读外交与安全这样高度复杂的战略方程。特朗普外交由于较少受制于规范与国际声誉的约束，在动用武力上显得颇为果敢；但与此同时，其对成本与收益的评估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苛。真正需要聚焦的，并非特朗普的语言本身，而是美国大战略所追求的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其始终极力回避的“成本”究竟指向何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