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资本转化的继承性与创新性：共同性的价值内核
文化资本是城市共同性的精神纽带，其转化需处理好“传统延续”与“现代创新”的双重塑造：继承性锚定共同性的历史根基，创新性拓展共同性的当代边界，二者在动态平衡中构筑起群体认同的价值基石。
文化资本的继承性，是共同性得以生成的“群体记忆密码”。它通过对传统符号、技艺谱系、价值观念的延续，将个体联结于一条跨越代际的文化脉络中，形成“我们共享同一种文化基因”的认同基础。个体在熟悉的文化符号中确认“我属于这里”，而群体则在共享的继承行为中凝聚“我们共有的过去”。这种基于继承的共同性，是对抗现代性碎片化的重要力量——它让文化资本不沦为离散的符号，而成为联结过去与现在的“意义纽带”。
文化资本的创新性，是共同性保持生命力的动力转化器。它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重构，让文化资本适配新的社会语境，吸纳更广泛的群体参与，从而将共同性从小众传承推向大众共享。
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张力平衡恰恰是共同性价值内核的核心要义：既不能因固守传统而让共同性沦为封闭的文化孤岛，也不能因盲目创新而让共同性失去历史根基沦为空洞的符号游戏。
文化资本的继承与创新，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共同性价值内核的一体两面。继承让共同性有“根”，创新让共同性有“翼”；继承性为创新性提供意义母体，确保创新不偏离群体共享的价值底色；创新性为继承性注入现代性活力，让传统在新的实践中不断生成新的共同体验。唯有扎根历史又拥抱变化，文化资本才能真正成为联结个体、凝聚群体的价值黏合剂。
（五）智能数联的普惠化与技术正义：共同性的技术赋能
智能数联技术是城市共同性的赋能工具，但始终绕不开“普惠化”与“技术正义”的双重命题。前者解决技术红利的覆盖广度，后者确保技术应用的“价值尺度”，二者共同筑起技术时代共同性的物质与伦理基础——让技术不仅是效率工具，更成为联结个体、凝聚群体的数字纽带。
智能数联的普惠化，是共同性得以技术赋能的前提。它打破技术鸿沟对群体的区隔，通过降低使用门槛、拓展服务半径、均衡资源分配，让不同年龄、阶层、地域甚至语言的人都能平等接入数字生态，共享技术带来的便利与机会，从而夯实“我们共在一个技术共同体”的物质基础。
技术本身的中性特质，需要技术正义为其注入伦理坐标，防止智能数联在赋能共同性的过程中被异化为新的排斥工具。技术正义的核心，是确保技术应用不强化既有社会阶层的固化、不分化出新的不平等，而是成为矫正差异、保障权利的平衡器，其关键在于破解“算法歧视”“数据垄断”“数字霸权”三大陷阱。
智能数联对共同性的赋能，从来不是技术的单向输出，而是社会对技术的主动塑造。当普惠化让技术触达每个角落，当技术正义让技术恪守伦理底线，智能数联便能超越工具理性，成为凝聚共识、保障权益、促进共生的“共同性基础设施”。正如数字人类学家罗萨里奥（Rosario Rogel-Salazar）所言：智能数联的终极价值，在于创造一个技术支持的共同体，而非被技术统治的共同体。
（六） 城市群协同与城乡辐射：共同性的空间尺度拓展
共同性的实现需要最大限度地突破行政边界，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构建中国式协同体系。城市群落的协同发展，必须通过打破行政壁垒、重构要素流动格局，将共同性的空间尺度从单一城市推向区域共同体，形成跨域共享的新形态。这种协同不是简单的城市叠加，而是通过基础设施互联、公共服务互通、生态治理联动，构建超越行政区划的“共同利益场域”。
城市群落协同对共同性的拓展，本质是通过“去边界化”重构利益关系。当区域内的教育、医疗、生态等资源形成互补共享的网络，个体对共同性的认知便从“我属于某座城市”转变为“我属于这个群落”，这种认同尺度的扩大，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深层的价值支撑。
城乡辐射对共同性的拓展，核心是打破空间等级的固化思维：乡村不再是城市的附属，而是城市共同性的“有机组成”；城市与乡村的差异不再是割裂的理由，而是互补的资源，相互交织、彼此支撑，共同构建起“区域-城乡-社区”多尺度嵌套的共同性立体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大尺度的区域协同为中小尺度的城乡互动提供资源与规则支撑，而小尺度的城乡融合则为区域协同注入基层活力。
城市群落的协同与城乡发展的辐射，本质是一场共同性的空间革命，它突破了行政边界的束缚，打破了城乡二元的割裂，让共同性的尺度从“局部”走向“全域”，从“单一”走向“多元”，不仅为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与城乡融合提供了实践路径，更重塑了个体与群体、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让“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理念在空间尺度的延伸中获得了更丰富的内涵与更坚实的支点。
（七）金融资本的善用与规制：共同性的动力保障
金融资本是中国式城市共同性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必须通过系统的科学规制防止其无边界异化的风险，将最终目标指向城市建设的公共价值与长远利益。既要打破路径依赖与制度壁垒，又要重置“公共价值优先”的底线，让金融创新始终锚定城市发展的人民性、普惠性与可持续性。
现有金融资本理论多植根于西方“资本中心主义”逻辑，将资本效率置于首位，难以解释中国式城市建设中“政府引导-市场协同-公共目标”的复合逻辑。需建立以“公共价值赋能”为核心的新思路：
其一，确立“城市共同性”的价值坐标。将金融资本的功能定位从“利润最大化工具”加和为“城市公共品供给的赋能者”、“区域协调发展的黏合剂”、“代际公平的守护者”。在城市更新中，金融资本的价值不仅体现为项目回报率，更应纳入居民满意度、历史文脉保护度、生态友好实现度等公共指标。
其二，破解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迷思，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共目标”的制度创新释放资本活力，政府通过设立城市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起到既制约资本在城市再生中的无序扩张，又解决公共项目融资难的作用。
其三，现有金融资本对城市发展的束缚，集中体现为“三难”：公共项目盈利性弱导致资本“不愿进”；中小城市信用不足导致资本“不敢进”；新型城市需求，缺乏适配工具导致资本“不会进”。破解这些难题，需要实践层面的系统性创新：
（1）工具创新：让金融资本适配城市公共需求。开发公共价值挂钩型金融产品，创新城市更新金融工具箱：整合专项债、PPP（公共建设民间参与）、城市更新基金，特别是社区信托等工具，推出“滚动开发”模式——用旧厂区改造的商业部分收益反哺历史建筑修复、社区公园建设，通过“肥瘦搭配”平衡资本收益与公共价值，突破单一项目的盈利限制。将碳减排权、生态补偿收益纳入融资增信，既解决了生态项目融资难，又让资本分享生态改善的长期价值，突破“生态投入只花钱不赚钱”的误区。
（2）模式创新：让金融资本“涓滴”至城市发展薄弱环节。构建城市圈相互参与的金融协同机制，设立跨区域地方金融机构联盟、银团贷款联盟，约定资本在核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的投放比例，突破行政壁垒导致的资本“空间分割”。引入信托机制，将碎片化的土地从“小农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构筑土地的初始金融信用，为中国特色的土地所有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奠定实践基础。促使“县域信用”成为衔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渡桥性力量。
（3）场景创新：让金融资本对接城市未来需求。创新政策组合，建立幷拓展数字资产的入表、质押以及与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信托投资的融合模式，让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共同性资本分享城市数字化长期红利。
（4）规制革新：建立“创新容错”与“风险防化”的平衡机制，让金融资本始终在服务城市共同性的轨道上运行。明确禁止金融资本垄断和私有化公共服务领域；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管控体系，在项目立项阶段引入公共价值评估，融资阶段强化穿透式监管，运营阶段建立“公众监督机制”。创新“央地协同”的规制弹性，允许超大都市圈试点跨区域土地出让金共享抵押，推动金融工具创新—共同利益绑定，通过PPP模式、社区土地信托等形式，使资本收益与社区发展、民生改善直接挂钩。
四、把共同性空间还给公众
城市共同性的本质，是让城市空间从“资本的容器”回归“人的家园”，人民性是根基，普惠性是路径，开放性是保障，三者共同构成“空间属于人民”的完整逻辑，最终指向“城市为人民而建、由人民共享”的共同性价值。
1.人民性，重塑城市空间的主体性
城市共同性的人民性，首先要打破“精英规划”“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逻辑，让市民从“空间的使用者”跃升为“空间的塑造者”。这意味着将决策权还给人民。在城市更新中，由决策者、执行者和使用者共同组成“空间治理委员会”，共同决定公园的开闭、公共活动区设置、老槐树的去留、让空间功能贴合真实生活需求。拒绝“千城一面”的同质化改造，守护不同群体的空间记忆。活用“老虎窗”、“石库门天井”“牌楼戏台”等城市历史生活印记，让多元化的生活史成为城市共同未来的一部分。
发展权惠及全民城市空间的增值收益应反哺社会而非仅流向资本。土地增值部分提取不低于20%设立城市发展共同基金用于在地性公共服务，让“空间升值”转化为“民生改善”，而非少数人的财富狂欢。
2.普惠性：打破空间的隐形壁垒，让每个群体都能“触手可及”
城市空间的“共同性缺失”，往往体现为“空间排斥”——高档小区的封闭、大学的围墙、公共设施的自由空间、核心区的高门槛、将部分群体挡在“共同空间”之外。普惠性的关键，是拆除这些壁垒，让空间服务覆盖所有群体。
消弭“空间鸿沟”，保障基础权益，针对低收入群体、新市民的空间困境，避免形成“贫民窟式”隔离；让城市的服务者也能便捷使用公共空间。关注“特殊群体的空间适配”，为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打造无障碍空间，是普惠性的底线。在社区技改中，强制要求加装电梯、同步设置轮椅通道，让失能老人、特殊群体，真正感受到现代空间的包容。
3.开放性：拆除空间的排他性边界，让城市成为流动的共同体
封闭性是共同性的天敌。开放的要义，是让空间从私有领域、专属领域回归公共领域，促进不同群体的交融共生。逐步消解封闭式小区对城市肌理的割裂，让城市的毛细血管贯通无阻。
数字空间的开放共享，延伸共同性的边界，在智慧城市时代，数字空间的开放性是共同性的新维度。“城市大脑”应向居民开放部分数据查询权限，让居民通过数字工具参与空间治理，让数字空间成为物理空间共同性的放大器。
把共同性空间还给人民，从来不是简单的空间改造，而是一场深刻的“权利重构”——它要求城市告别“为增长而建”的逻辑，转向“为生命而建”；弱化“少数人主导”的规划，转向“所有人参与”的共治。这样的城市空间，才真正实现了“人民性、普惠性、开放性”的共同性要义——因为它不仅是物理的容器，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证明。
五、结论与展望
中国式城市建设的共同性，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创新重构城市发展的价值排序，将“人的需求”置于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之上。其独特路径表现为：以土地集约为物质基础，以空间正义为权利保障，以社会多样性为结构支撑，以文化资本为价值纽带，以技术普惠为赋能工具，以区域协同为尺度拓展，以资本善用为动力平衡。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深化三方面内容：一是构建共同性评估的量化指标体系；二是解析不同城市类型共同性建设的差异化路径；三是探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共同性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为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提供更具操作性的理论指引。
参考文献：
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5年7月16日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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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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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唐亚林，《中国城市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路径》[J]，《行政论坛》，2023（6）。
⑥〔加〕丹尼尔·亚伦·西尔，〔美〕特里·尼克尔斯·克拉克，《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M〕，祁述裕、吴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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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日〕橘木俊诏，《格差社会》〔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1。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9月号，总第333期，P100-10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