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影响
（一）美同盟内在凝聚力恐有所减弱。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一方面美国可能会产生“被卷入”冲突的风险厌恶心理，如朝韩半岛、中菲南海，寻求与中俄朝领导人做交易，盟友“被抛弃”的安全焦虑将上升。另一方面，美仍将强调确保盟友分担安全成本、履行同盟义务，以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为筹码，同盟关系中呈现“讨价还价”，更多表现为围绕美军驻留费用分担的“讨价还价”，通过“安全绑架”盟友促使其共同行动。短期来看，受限于安全诉求，盟友或选择被动跟随。但长期来看，美国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或进一步推动盟友加速追求长期“战略自主”。日《朝日新闻》社论称，特的回归将使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日外交安全面临考验，日政府谋求与特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固然重要，但需摆脱对美一味追随依附，而应该通过开展国际协调体现日外交主体性，为缓和美中关系紧张发挥桥梁角色，并与广大印太国家加强合作，联手阻止美单边主义。
（二）美主导的小多边机制会延续，但可能趋于松动。QUAD等机制将更多聚焦安全议题，在气候变化等治理问题上合作弱化，提供公共产品意愿和能力降低。分化为太平洋和印度洋，更多依赖小多边
（三）美对“印太”地区军备投入或加大，对华“一体化威慑”战略升级。特朗普政府重视军事上的对华遏压，可能加快中导、战略核资产的前沿部署、加快落实核常融合的太平洋威慑倡议、一体化威慑理念，表现的更加激进大胆，并且还会依托日韩的军工产能，来加快美国在先进导弹、军舰战机、常规武器弹药的生产和前沿部署维护。美日、美韩、美菲等双边同盟仍将致力于提高两军互操作性和快速反应能力，推进指挥和控制系统的一体化。特朗普执政时2018年退出中导条约，美或在我周边加快部署中导等更多进攻性武器。美如与俄在乌克兰危机达成和解，预计将把大量军费和武器援助从欧洲撤出，更多部署到“印太”地区，强化在我周边军事存在，提升对华“一体化威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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