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要求日本在地区安全中发挥主要作用，扮演美国在东亚的地区代理角色。这类似于冷战时期尼克松政府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提出的“总兵力方针”。当时，在美国战略收缩的大背景和分层负责的原则下，盟国不得不承担力所能及的相应安全责任。实际上，自奥巴马时代“重返亚太”以来，美国一直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安全义务。所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更大胆地“放权”，另一方面却不肯继续“让利”，甚至与日争利，寸步不让。这似乎体现了特朗普更加重视经济利益的商人本色。日美关系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对日本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二战后的日美关系是深度绑定的，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轴。它建立在三大支柱，或者说3个M之上，即以美国为蓝本的政治架构和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Model）、大包大揽的军事保护（Military）以及单方面开放的美国市场（Market）。
日本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创造了战后经济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次跻身大国之列。现在，特朗普政府不仅拒绝这种单方面的军事保护和市场开放，而且开始放弃美国自己所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将不得不走出长期以来的战略舒适区。但另一方面，在主流保守派精英看来，这也是日本的机遇。战后国际秩序虽然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良好国际环境，却建立在日本战败和政治不平等的基础之上，日本因此被讥为经济巨人加政治侏儒，一个不正常的国家。特朗普政府颠覆这一秩序的战略转向恰恰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提供了历史性的良机。此外，美国的战略收缩，特别是在地区安全责任问题上的“放权”，也为日本争夺地区主导权让出了战略空间。
李永辉表示，事实上，日本早已嗅到了这一时代变化的气息。2023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就提出，国际社会已进入历史性转型期，国际秩序的变动为日本提供了战略机遇期，也为日本在本地区发挥领导力提供了机遇。去年石破茂政府上台以来更曾不止一次表示希望构建对美的“对等同盟”，而非“从属同盟”。在国际事务中，日本越来越活跃，在日美关系中，也越来越积极主动，甚至发挥引领和塑造作用，以实现从跟班到领班的历史性角色转换。除了发挥区域领导作用，日本也正在“基于印太、面向全球”的总体战略下冲出东亚，走向世界，寻找日本在世界新秩序中的新定位。2022年12月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了日本版的“三环外交”。第一环是强化对等的日美同盟；第二环是打造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和伙伴国家关系网络，包括北约、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美日韩、美日菲三边机制等，构建美日双中心；第三环是加强与全球南方区域板块的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球南方，在特朗普政府忽视的地方，日本可以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大显身手，弥补美国的不足。
李永辉指出，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参与奠定战后日本国际法地位的《旧金山和约》的制定，两国关系先天不足。此后，在冷战特殊背景下匆匆实现的关系“正常化”也留下了不少隐患，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始终是无法逾越的障碍。而在两国民间，则似乎一直都存在着某种未得到宣泄的情绪。在世界格局变化，美日关系调整的今天，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中日两国实力差距的拉大，两国间的关系也在经历重大的调整。日本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下降，从大国关系逐渐向周边关系转变，从独立于中美关系逐渐向从属于中美关系转变。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看，如果说改革开放背景下的老一代尚对日本作为强大发达国家有着残存记忆的话，在日本失去的30年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中国人眼中，日本至多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强国。意味深长的是，中日关系的这一“降级”、“祛魅”与“脱敏”或许有助于使其免受社会情绪的过度干扰，保持相对稳定。但就日本因素而言，由于安全问题重要性上升，美国放任，以及美军逐步退出第一岛链前沿部署，中日之间直接军事摩擦的风险则有可能增加，进而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