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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大学戴维德·莱克教授（中评社 叶佳怡摄） |
邝云峰教授认为，中国是比苏联强大得多的对手，在东南亚，尽管许多领导人说不想选边站队，但是他们的战略联盟方向有利于中国。类比第一次世界大战，邝云峰表示，它关注的是意想不到的后果，“梦游”般地陷入全面战争，或者是一个“小火花”导致全面的爆发，一战被视为权力交接故事的一部分。通过冷战加上雅典斯巴达的内镜来看，今天的大国关系应该给我们希望，也让我们警惕结构性的威胁，希望和平的结局，就像冷战1.0一样。但随之而来的是需要时刻警惕，我们不会滑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雅典斯巴达式的结局。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迈克尔·祖恩教授指出，现在的国际秩序是长期演变的结果。但是，这个秩序已经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所以它的衰落也并非偶然。他提到衰落的两个原因：第一，衰落由成功开始，这是一个开放的秩序，所以会出现力量平衡的变化；第二，并没有意愿和相应行动以改变国际机构适应力量的变化。关于系统性的对抗，迈克尔·祖恩教授表示，系统性对抗观念是以冷战为模板演变出来的，而潜在霸主之间的斗争被放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框架中。从意识形态的状态来讲，民主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都非常广泛地出现了对自由主义的抗拒，有些国家从自由民主的形态转为纳粹主义、民粹主义、威权主义或民族主义。很多国家现在正进行一个力量的变化，即意识形态战争。
中山大学周方银教授指出，国际秩序是国家之间稳定的规律和行为，它的主角是国家行为者，而大国关系演变会深远地影响到国际秩序，各国经常超出双边或三边动态，形成一个非常广泛的国家网络。关于当代的大国关系，他谈到，第一，大国战争的意志会带来很大的灾害，相对的益处几乎可以被忽略，任何理智的大国都不应该进行这样的战争；第二，大国相对于小国的战争，大国可以提供大量的能源资源，使得小国能够持久抵抗外国入侵，大国的支持使得小国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第三，高科技能力的重要性，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使得大国保持国际竞争的状态，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也越来越多地基于先进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以及数字经济。
谈到国际秩序的演变，他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基于一些假设：第一，国际机构有很强的能力限制各国的行动；第二，国际机构的参与和合作能够改变一些国家的看法，限制他们的行动；第三，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家一般都强调不能够挑战国际秩序。同时，周方银教授指出，第一，国际机构有巨大的局限，没有办法限制各国的行动；第二，尽管有非常复杂的国际机构网络，但是权力政治和丛林法则并没有消失；第三，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有一个根本性的弱点，即它特别容易受到大国权力政治的影响。他强调，为了增加未来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投入，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信心和信任。未来的国际秩序，必须要考虑到实力以及利益结构之间的动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