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海南自贸港加强与香港联动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作者：梁海明（香港），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胡玲玲（海南），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研究员、通讯作者
【摘要】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标志着中国制度型开放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一年内两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海南自贸港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联动发展。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城市，香港在琼港两地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两个区域的联动发展提供了关键指导。本研究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大数据分析和实证案例等方法发现，琼港合作面临包括区域发展差距、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制度衔接不足和产业链协同深度不足等六个挑战。机遇方面，香港具备“超级联络人”+ “超级增值人”优势，海南自贸港享有“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红利。结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高水平开放目标，两地可在七个领域深化联动，形成“超级合伙人”关系，共同服务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海南自由贸易港在2025年12月18日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里程碑。2025年11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及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深化跨行政区合作，健全区域间规划统筹、产业协作、利益共享等机制。同时强调，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加强港澳与内地经贸、科技、人文等合作①。
在2025年11月和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两赴海南自由贸易港视察并听取工作汇报，均明确要求海南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在推动海南自贸港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既为琼港未来深化合作指明了方向，也充分体现琼港两地联动发展是国家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②③。
自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颁布以来，琼港合作成果显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7月，香港在琼新设港资企业累计达3470家，占海南新设外资企业总数的42.4%；累计实际使用港资882.6亿美元，占海南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 74.7%。2025年1-7月，海南新设港资背景外资企业382家，同比增长7.3%；实际使用港资约118.72亿元人民币，同比激增99.3%，为两地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奠定坚实基础④。香港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与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不仅是区域合作的重要实践，也为探索更高水平的跨区域合作和联动提供有力支撑。
一、理论框架和文献综述
（一）研究的理论框架
跨区域合作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为区域协同发展理论。根据新区域主义理论，邻近区域可通过多层次、多主体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且合作范围不仅涉及经济一体化，也涉及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多领域的深层互动⑤。以区域一体化为核心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框架，强调推动东、中、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的协调发展，致力于打破区域壁垒，促进要素流动，以此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⑥。同时，区域经济学和“交通经济带”等理论，聚焦于沿地理走廊或特定区域（如长江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等），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产业分工协作，促进沿线地区共同繁荣。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范围内罕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和举措》中指出，“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⑦。这些理论和重要论述皆显示，区域间的联动发展可通过资源要素合理、优化配置和跨区域政策协同，促进共享共赢的发展态势。
制度型开放理论是对开放战略的新概括，该理论强调开放应更多聚焦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的对接与完善。自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来，对外开放路径逐步从单纯降低关税壁垒转向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修订完善国内法律法规、提升治理水平。这一转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得到明确，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⑧。新一代自由贸易港建设（以海南自贸港为代表）正是制度型开放的生动实践：通过先行先试高标准经贸规则，实现投资、贸易、金融监管等领域的制度创新，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根据琼港两地发展的实际，通过区域协同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学、“交通经济带”和制度型开放理论，构成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一方面揭示琼港在地理、产业、功能等的互补关系；另一方面则阐释琼港在规则对接、营商环境、制度兼容性等的协同逻辑，为推动两地联动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二）文献综述
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现象是长期存在的一种动态过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核心-边缘垂直联系模型”（CPVL模型），为区域联动提供了空间集聚的分析框架，揭示了集聚效应与区域分工的内在逻辑⑨。贝蒂·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则强调区域间资源禀赋差异对贸易与要素流动的驱动作用，为区域间的产业互补与合作提供理论支撑⑩。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则进一步分析了城乡联动路径，强调劳动力转移机制对区域协同的关键作用⑪。
国内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提出，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应通过“两个总部基地”建设，形成与东盟市场联通、产业融合的枢纽功能⑫。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王珺指出，税收激励、数字贸易平台建设和行业协会联动是释放“1+1>2”效应的关键⑬。
在政策应用研究方面，裴广一、黄光于基于波特钻石模型，提出两地应通过制度集成创新（如税收优惠、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⑭。李卓彬建议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区域投资基金和跨区域大数据平台，强化政策联动⑮。昌道励等指出，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低税率”政策具有全球竞争力，需与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结合⑯。
但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单一学科或者单一区域内部，对于跨区域联动发展的系统分析和研究仍有改进和完善空间。尤其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实施期间，一方面是既要应对中美博弈加剧，又要面对全球经贸规则重塑等的外部冲击；另一方面，还需要面对跨区域之间的区域差异和现实约束等的内部问题，致使推动区域联动发展面临新问题、新挑战。
二、琼港联动发展的挑战
（一）区域差距带来的现实约束
推动琼港联动发展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区域差距。海南自贸港与香港无论是在GDP总量、人均GDP水平和产业结构，还是对外开放程度和国际化程度，整体约有10倍的落差。且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经贸中心和航运中心的香港，已是高度发达经济体，而海南自贸港仍处于经济转型发展和制度创新初期阶段，琼港两地的整体差距，使得两地的联动发展面临“非对称性”挑战。
（二）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从当前到国家“十五五”规划实施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球单边主义抬头、地缘冲突频发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为区域合作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推动琼港联动发展，既要思考如何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中的安全问题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等外部挑战，也要注重协调跨区域间的政策、整合资源和制度上的创新，才能持续地促进两地联动发展。
（三）制度衔接不足，规则兼容待深化
目前海南自贸港与香港在法律体系、监管规则等方面未能实现对接融通。尽管海南已单向认可部分香港的职业资格，但商事法律、仲裁执法及金融监管领域的规则对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未来若能通过创新协调机制，促进两地法律规则与监管标准的衔接，将是解决各类制度障碍的关键环节。
（四）产业链协同、联动不深，分工合作待拓展
虽然琼港两地产业有较大互补潜力，但产业联动深度仍有不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经贸中心和航运中心，制造业占比偏低；海南虽拥有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与土地资源优势，但与香港制造业的衔接，尚处于初期阶段。琼港未来要加强联动发展，需要加强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分工合作，以此形成跨区域产业集群。
（五）要素流动受阻，资源配置待优化
琼港在人流、资金流、货流和数据流等仍面临壁垒。一是两地人才流动受限于出入境管理和人才资格认定；二是受限于内地金融政策的开放程度，资金流在两地流动并不十分畅通；三是琼港在自贸和免税领域存有差距，例如，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仅约74%的商品实现“零关税”，香港货物除了极少数应课税品外，基本免税通行；四是因内地互联网相关法律限制，令两地跨境数据传输面临障碍。此类问题均削弱了琼港联动发展的推动力。
（六）联动机制待完善，合作落实待加强
琼港的联动机制才刚起步。两地虽在2025年初签署了《海南省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合作备忘录》，将在金融、经贸和跨境数据等五个领域加强联动，以及达成13项合作共识，但大多为框架性协议，不仅离真正落地取得成果还有一段距离，且两地政府当前也暂未设立政府间的对接协调和落实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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