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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台湾民众两岸交流意向的综合分析架构图 |
中评社╱题：两岸融合发展背景下台湾民众的两岸交流意向研究 作者：杨洋（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基在基层，持续且可感的民间交流合作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的重要实践。本研究以立意抽样问卷调查搜集台湾民众的两岸交流意向。研究发现，当前受访者整体交流意向偏正向；其中，对两岸人员互动与青年赴陆发展的支持度最高，其次是两岸经贸往来。综合模型进一步显示，两岸交流意向主要由政治认同线索、对经贸与人员交流宏观社会影响的利弊评价，以及“机遇/威胁”感知与整体情绪正负取向所共同牵动。
两岸融合发展是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和平统一进程的重要途径。①促进两岸融合发展，融合是目标，发展是过程。两者的结合，是既追求目标，更重视过程，尤其更注重将融合的目标前置于发展的进程之中。②要求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亲情福祉，拉近同胞心灵距离，增强命运共同体认知。可见，两岸融合发展本质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两岸经济合作、社会互动和民意相通，其深层次、高立意的价值追求是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互嵌式关系和共同体状态。③当前，民进党当局为政治上谋求“台独”分离路线，不惜牺牲台湾民众利益与福祉，大力推行脱离大陆政策，阻挠两岸经济社会交流合作。同时，在两岸敌对关系正式结束之前，台湾其他在野政治势力和一般民众也会对走向完全统一的两岸融合发展进程产生疑虑，甚至有恐惧心理。④民意走向是构成两岸关系基本格局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两岸融合发展成效。台湾民众如何看待两岸融合发展、是否愿意参与两岸经济社会交流互动、以及哪些因素提升或抑制其参与意向，均值得我们深入检视。基于此，本研究将利用实证调查数据，呈现台湾民众两岸交流意向型态，并进一步探究影响交流意向的主要因素，以从民意与行为意向层面为理解两岸融合发展的社会基础与推进条件提供更具证据力的分析。
一、相关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一）“理性利益考量”“感性情感归属”与政治态度及行为
在分析民众对各项政策议题采取的态度与行为研究中，“理性选择”与“符号政治”是两条重要的解释路径。Sears将基于理性选择解释政治行为者视为“理性自利”观点，而由认同等情感面向所驱动的政治行为则称为“象征政治”角度。⑤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源于经济学，侧重通过建构“个体行动+社会情境”模型来解释宏观社会现象。理论认为人是理性的个体，在特定情境下会有意识地根据“收益-成本”权衡做出策略选择，以追求“效用最大化”。Buchanan等人进一步指出，个体在参与市场活动和政治活动时都倾向同一价值尺度，⑥选择能带来效用最大或损失最小的方案。此一路径为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了清晰的微观基础，尤其有助于理解民众如何评估政策后果及其利弊得失。
与理性选择理论所强调的“理性人”假定不同，符号政治理论（Symbolic Politics Theory）将符号、象征和认同等“非理性”因素作为理解个体政治判断与行为的基础前提，认为政治的核心是为团体争取特定、可见的利益，但政治的“真实”本质是符号。抽象的政治符号不仅构建了公众对政治现实的理解，更在无形中引导着公众的情绪和认知。为了理解“象征”如何转化为具体态度与行为，Sears将符号政治学与政治心理学对接，完整呈现了这一转化路径：早期社会化→象征性既有倾向→符号线索启动→认知诠释→情绪性评价→态度与行为。其中，情绪是连接象征与行为取向的关键环节。个体面对特定政治符号时，既有倾向往往会无意识且迅速地激发情绪反应而不需精细计算，进而影响其判断与选择。相关研究也指出，民众对政治体系及政治发展等的主观情绪往往会塑造其政治看法，并左右政治偏好甚至政治行为。
围绕政治态度与行为意向的生成机制，学界长期讨论“理性自利”与“感性认同”何者更具解释力。既有研究发现，在多数公共议题与投票选择中，符号象征的情感认同往往胜过理性计算的自利权衡。就两岸交流议题而言，陈陆辉等认为，由于种种历史记忆、认同互斥之故，对许多台湾民众来说，两岸经贸是“与对手贸易”或“与虎谋皮”，⑦他们在判断并形成立场时，不只关注究竟谁得谁失，还得虑及得失如何衡量，就是因为这种种纠结，两岸经贸不再只是贸易得失问题。⑧两岸经贸的变化，既关乎当事人的利害，又涉及台湾整体的利益，还有一些台湾民众顾及经贸整合的政治后果，担心影响政治自主或因此左右台湾前途。这种经济与安全的两难，充分反映在台湾民众的两岸立场上。因此，“理性利益考量”与“感性情感归属”是我们理解台湾民众两岸交流意向的重要分析面向。
(二）群际接触与政治态度及行为
群际关系的探讨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议题。人们依据群体归属感，将他人归类为内群体或外群体成员，幷通常倾向对内群体给予较为正面的评价，而对外群体则较易产生负面评价与刻板印象。在此背景下，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提出“接触有助于减少偏见”的核心命题，主张通过跨群体互动可降低威胁感知与刻板印象，进而改善群体态度并促进更为积极的互动倾向。大量研究显示，在适当条件下，群际接触改善群体态度是一种普遍现象。然而，此项正面效应一直有正反两面争论。Jackman与Crane指出，既有研究可能存在因果方向不明确与样本选取偏误问题，即未必是接触减少偏见，而是偏见较低者更愿意与他群成员接触。并且在某些情境下，接触甚至强化了既有偏见。⑨由此可见，群际接触对态度与行为意向的影响并非必然正向，而是受到接触形式、情境条件与既有认知等因素的制约。在两岸关系脉络下，台湾民众与大陆的人、事、物的互动属于典型跨群体接触，其接触经验是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影响民众支持和参与两岸交流的意向，仍有必要加以检验。基于此，本研究引入群际接触理论，探讨不同的接触经验对两岸交流意向的影响及可能的作用方向与条件限制。
综合上述文献，本研究认为两岸交流意向的形成并非单一理论所能解释，而是利益评估、情感认同与接触经验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鉴于两岸议题的特殊性以及台湾民意的种种纠葛，且既有研究多分别聚焦单一面向，因此，本研究在同一分析框架下整合理性、感性与接触三个维度，建构研究架构（如图1所示），以系统检验其对台湾民众两岸交流意向的相对影响。
［图1：台湾民众两岸交流意向的综合分析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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