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事实五：工资差异出现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创新型国家。
工资最高10%的人群所占工资份额在21世纪以来全面提高，工资收入成为主导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传统性财产性收入差别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跨国公司高管的收入奇高，而大部分拥有股权的人并不十分富有，工资性收入成为主导因素。
特征事实六：税收等再分配手段在不平衡中的作用全面下降，甚至一些再分配工具成为不平衡的来源之一，比如传统的福利主义政策如果设计不好，反而会成为不平等的根源。从2013年数据来看，中国税收前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反而比税收后的基尼系数更低。
特征事实七：对高收入群体征收税收越来越难。用传统的方法去征税，我们会发现高收入群体税率在过去四十年大幅下降，巴菲特曾说他的税率比一般白领低得多，所以巴菲特在奥巴马时期提出了巴菲特税，然而有产者、富人以及具有创新能力的主体可以利用平台经济、跨国公司、开曼群岛等一系列的方式让传统的“劫富济贫”征税模式化为乌有。另外，由于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各国政策对资本和创新者更为有利，所以财产税、遗产税、所得税全面下降，因此这种情况是很难得到解决的。
对富人征收实际税收率下降十分明显（创新者和高资本所有者更具有流动性和避税能力）。同时，在不平等产生的几个环节中，生产环节更容易产生，这与技术革命和生产方式变革密切相关。另外，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对于不平等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第一是资本的掠夺性有所体现，第二是资本的价格呈现出来，第三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带来的问题。
这些新的典型事实马上引发一个十分重要问题：我们在上世纪解决不平等的方法可以解决我们目前的全球不平等吗？
上世纪有德国模式、北欧模式、苏联模式、美国模式等，解决收入不平等主要有战争、福利主义、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以及金融危机等。
首先，目前发生大规模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不平等问题。
其次，几轮金融危机不仅没有使富人破产，反而使富人收入更高，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对于美国收入分配是一个全面错配的过程，在全面干预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过程中，量化宽松带来的大量钞票都流入到了富人口袋中去。
第三、福利主义特别是关注最底部人群的社会政策似乎难以解决中产阶级困境。
第四、传统的累进税率和财产税在全球化、金融化、数字化冲击下无法逮住富人，富人的避税能力和利用现代工具的能力更强。
第五、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竞争中不得不向创新者和财富所有者低头，导致国家在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能力和动力都大幅度下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