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面临的以下5个问题：
（1）如何解决创新者的收入过高，如何解决赢家通吃的问题；
（2）资本的高流动性问题以及高收入阶层的避税问题；
（3）全球化和信息化、智能化带来的传统中产阶级消失的问题如何解决。我们最近在谈工匠精神，然而智能化、数字化的全面铺开对于传统技能工匠的冲击是最为致命的；
（4）累计税收制度、福利制度、所有制体系如何再发挥作用？近期大家提出的全民收入计划、全球资本税收体系、巴菲特税，新国家主义，新劳工－资本模式是否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5）不平等与社会问题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何处理？即全球民粹主义和社会骚乱出现新现象——民粹主义和社会骚乱恰恰发生在富裕国家发展较好的时段，出现在经济增长不错，不平等有所改善的时期。典型案例就是“拉美之迷”——拉美经济增长较好，基尼系数也在下降，但最近十年骚乱不断。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必须要思考各国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前瞻性地研究这些问题，争取利用我们的制度优势来为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提供“中国方案”。针对收入不平等问题，我们需要理出新思路，未来十五年应当借鉴过去四十年全球收入不平等现象中呈现出的新问题、新规律、新理论思考、新实践举措，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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