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内地通胀上行压力的主导因素为猪肉价格的周期性上行，而猪周期的持续时间通常为两年，笔者推断猪价的高点可能出现在明年一季度，而CPI同比将在上半年面临较大的上行压力；而随着今年高猪价基数效应的显现，2023年下半年CPI同比或转而下行。总体而言，笔者预计明年CPI同比中枢将较今年水准有所上行。观察今年下半年通胀结构走势，除去猪周期主导的食品项通胀外，非食品项的涨价压力始终较小，其主要原因在于散点疫情冲击下，线下消费场所缺失，餐饮、旅游、交运等服务行业受到较大冲击，消费服务的需求回暖被压制。往后看，随着防疫政策优化措施的落实，防疫政策对于经济的次生伤害或将得到有效降低，届时有效消费需求的回升或将产生滞后的通胀压力。
基于三季度报告中人行对于未来通胀压力的表述，在M2同比高增的背景下，随着宽信用和消费需求修复，前期宽货币或产生滞后的推升通胀的作用。这并不是人行首次提到需求回升对于通胀上行的刺激，在2021年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人行在“正确认识货币与通胀的关系”的专栏中明确了宽货币和通胀的关系。专栏提到，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各国央行采用的宽松货币政策并非对等，一类是“以增加基础货币为主的量化宽松政策”，引起的实际货币增长有限，另一类则是“人行和财政配合大量增加货币的量化宽松政策”，明显推动了通胀的抬升；因此货币超发和通胀失控之间存在必然性，稳通胀的关键在于稳货币。
当下时点和2021年存在类似之处，2021年上半年正是疫情后的快速修复阶段，通胀也处于上行区间；而当前随着防疫优化措施的推出，基本面弱修复的格局或将在较快迎来改变，因此前期宽货币在消费需求快速修复、宽信用效果显现的背景下，其对于通胀的刺激或将逐步显性化，这也是人行在当下时点再次提及警惕通胀压力的原因。
回顾历史上人行公布的更多消费意愿占比和CPI非食品项同比走势，前者多数情况由降转升的拐点略微领先于后者，证明了消费需求的回升的确是非食品通胀抬升的诱因之一。观察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和CPI非食品项同比走势，前者由降转升的拐点对于后者的领先程度更为显着，可见地产周期回升也具备带动带动非食品通胀抬升的能力。今年以来，在散点疫情的冲击下消费服务需求长期被压制，居民端预期不稳而加杠杆购房的意愿不足，体现为居民端中长贷需求持续偏弱，地产周期持续磨底。尽管当下消费和地产投资的拐点尚未出现，但随着防疫政策更加精准化，消费动能或较快迎来释放，而在居民信心修复、宽信用结构改善后，地产投资也会随着销售端的回暖迎来触底反弹的时点，届时非食品项通胀回升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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