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面管治权与“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自觉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对港方针长期被简单化解读为：第一，“一国两制”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淡化中央权力地位及其具体作用；第二，一切按基本法办事，甚至将基本法作为“小宪法”，未能严格遵循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的宪制秩序；第三，中央权力应当高度节制，对中央权力的宪制属性与行使方式形成过窄解释与转化。上述理解对香港管治形成了深远的观念和制度影响，造成“一国两制”实践过于偏重“两制”，疏离“一国”，造成“一国两制”的变形走样。在十八大之前，尽管出现了1999年“居港权案”的宪制危机、2003年反23条立法的政治危机以及2004年以来的政改冲突、国民教育风波等，中央治港仍主要依赖基本法和高度自治权，对宪法的制度性地位与作用理解运用不足，仅仅依靠人大释法和人大决定作为中央的危机介入机制，未能系统提出“一国两制”的法理原则和制度体系建设目标，也就未能建立中央权力的常态化法理与体系，造成“一国两制”实践的变形走样。
2013至2014年期间，香港非法“占中”蠢蠢欲动，香港政改斗争进入深水区，涉及到香港“反对派”与外部干预势力的深度勾结、颠覆行动甚至“颜色革命”，依靠常规的法治理论和法律工具已难以应对。非法“占中”的理论武器是“公民抗命”，在香港被转义为“违法达义”，其实质是以超实证的自然法观念和“普世价值”凌驾于香港特区的实证法律之上，批判现有法律对民主价值的所谓压制和约束，通过大规模“社会运动”及集体违法行为，施压迫使特区政府乃至中央作出重大政治妥协，实现所谓的“真普选”。面对非法“占中”的法理挑战，以及对民主话语权的劫持，仅仅依靠特区政府的高度自治权及其法律机制已经难以应对，必须提出更为深刻与完整的“一国两制”法理论述。
2014年6月10日，中央发布香港回归以来第一份白皮书即《“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这份白皮书的发布在“一国两制”实践中具有理论和政策里程碑意义，既是与“反对派”之“公民抗命”理论进行的思想斗争，也是对“一国两制”系统法理的回溯与重构。白皮书最关键的法理贡献在于提出了“全面管治权”的概念，重构了“一国两制”的法理原则与权力谱系。香港回归，在法理意义上是恢复行使主权和重构治权，客观上出现了中央管治权与特区自治权的二元体系，二者之间到底需要建立一种怎样的法理关系与权力衔接机制，传统上是通过主权论和授权论加以处理的，但不够系统完备，存在规范裂隙和理论薄弱环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