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制度差异。香港和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差异，是多年来融合的重要基础。这种差异使香港发挥国家与国际接合点的重要角色，也让香港作为国家深化改革的试验场。以证券市场为例，在1994年，首只H股在香港上市，揭开了内地企业来港上市融资的序幕。来港上市的股票由国企、红筹到内地民营企业，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进程一方面协助内地企业集资壮大，也让香港各行各业尤其专业服务业受惠。
制度差异的另一好处，是国家可以把部分改革专案在香港试行，累积经验后逐步推广。这种试点形式自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沿用。无论在股票市场、人民币离岸市场、CEPA等等，过去二十多年中央政府一直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可控的、与国家接轨的经济体，与国际市场进行互动。
香港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了香港包括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在内的“八大中心”定位。在金融经济方面，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下，拥有与全球接轨的金融体系，对国际经济市场有高度敏感性与适应性，在全球资本流动、资讯交流、技术合作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在法律等专业服务方面，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保持普通法制度，国际金融中心大部分都实行普通法，除了诉讼，仲裁和调解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当中可发挥更重要的角色。在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面对复杂的国际商贸规则及法律环境，香港的法律专业人士可以为企业提供专业而多元化的服务。
第二是规模差异。内地与香港的制度差异造就了大量融合和发展的机会，然而，两地规模的差异导致民众之间的交往容易产生矛盾。过往“个人游”带来的内地游客和相关争议是最明显的例子。当年来港内地游客急升，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大幅升值；现在内地跨境电商发达，人民币贬值而香港消费又高，导致来港游客无论数量和消费额都出现减少。因此特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两地规模差异的因素。比如大湾区的融合，一方面措施不能完全对等：“港车北上”比“粤车南下”的步伐肯定要快一些；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有序放宽邻近城市（比如深圳）来港的便利度，有利两地经济社会的全方位融合。
第三是文化价值观的差异。香港和内地由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两地的文化和价值观有所差异是不争的事实。但客观地说，随着过去四十多年国家改革开放、各方面和世界接轨，中国人对外地尤其西方社会瞭解大增，尤其是随着两地人民的接触越来越多，内地社交媒体在香港越来越受欢迎，这些差异正在缩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