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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鳌讨论全球南方发展路径（图片来源：年会图片中心） |
黄益平教授指出了全球南方国家正面临的挑战。他表示，第一个是历史遗留挑战，即如何提升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很多国家很难跃升到高等收入国家，是因为无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也有很多国家没有达到中等收入陷阱，就已经在低收入阶段陷入陷阱，我们应找出有效的方式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第二个是比较新的挑战，即全球的经济秩序变化。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在其书中提出，尽管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未能如英国般为全球公共利益提供坚实保障，形成了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当前，随着美国在全球事务中逐渐后退，全球南方国家及其他国家需要发挥更大作用。
黄教授进一步以中国经验为例提出解决方案，他认为务实主义是发展经济非常重要的方式，中国采用的方法是非常务实主义的三件事：第一，设计一项政策达成可行性的要求；第二，衡量这项政策是否能够促进增长，如果能促进增长就继续落实，反之就收回；第三，务实改革、持续推进，尽管在某些阶段会有一些风险，但是不能因为碰到风险就停滞不前。他认为很多经济体都是通过全球化受益匪浅，全球南方国家在应该保持开放和透明的贸易和投资。
王晓军主任对该问题的回答从三个层面切入。第一点是“如何定义现代化”，她认为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演化的概念，曾经可能与工业化或自动化等同，但现在应置于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理解。现代化不仅仅是利用当前时代的最佳机遇促进全人类的福祉，还需考虑对未来世代的影响以及全球数字化带来的变革，没有和平与秩序，讨论现代化是不现实的；第二点是“如何讨论现代化”，她认为不能仅以GDP作为衡量标准，全球有1亿人流离失所，如果忽视这些人权和公平正义的问题，如儿童饥饿等现象，就无法真正谈论现代化。因此，现代化还应关注那些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具体需求，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关切；第三点，“团结与多样化”是实现目标的关键。作为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一员，她强调在全球改革过程中，合作至关重要。这不仅包括信息和技术的交流，更需提升至共同目标的协调，如政策制定、技术设计及标准设定等方面的合作，这些都有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使全球受益。同时，应欢迎愿意合作的发达国家贡献其专业知识和技术，构建一个不分割的全球伙伴关系，我们的核心词应当是“团结和多样化”。
郑永年首先指出，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外部挑战主要源自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全球贸易体系的破坏性影响，这导致了国际秩序的混乱，并可能逆转全球化进程，使许多国家陷入贫困与动荡。美国将自己的利益嵌入各地区，往往造成该地区的不稳定。内部挑战则在于全球南方并非一个组织，而是一个具有多样声音的运动或表达形式，过多的抱怨而缺乏实际行动是其一大问题。在讨论西方现代化模式时，郑永年认为这种模式本质上是排他的，尽管美国体系曾具备包容性，但如今已变得极为封闭。西方国家在自身富裕后未能有效帮助贫穷国家发展，在贸易和投资上附加诸多条件，这对全球南方国家尤为不利。例如人权议题，在极度贫困状态下过分强调人权而不注重经济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历史表明，早期西方国家的发展阶段人权状况同样堪忧。
随后，郑永年转向探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他引用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善天下”的观点来阐述这一理念。他认为不应过多抱怨现状，而是要思考如何摆脱贫困，通过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实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开源式现代化，强调发达后应助人为乐，共同发展。通过新发展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中国正尝试将工作阶层升级为中产阶级，促进各国经济增长，他反驳了关于中国式“帝国主义”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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