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决方案层面，黄教授特别赞赏东盟的区域合作模式，并创新性提出“区域自贸协定联网”构想，主张通过整合现有区域性自贸安排，构建更开放的贸易平台。针对最迫切的绿色发展议题，他系统阐述了“全球南方国家绿色发展计划”的具体路径：以中国成熟的绿色产业链为基础，结合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需求，建立涵盖资金、技术、产品的综合性支持体系。这一构想与“绿色马歇尔计划”异曲同工，但更突出南南合作的特色。黄教授特别指出，虽然中美合作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但现实政治约束下，全球南方国家不应被动等待，而应主动构建去政治化的务实合作机制。他以绿色转型为例，说明即使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通过精准对接供给与需求，依然可以创造多赢格局，既促进南方国家可持续发展，又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实质贡献。这种立足现实、着眼行动的思路，为突破当前全球治理困局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方案。
叶文教授以尖锐的批判视角剖析了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他直指美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本质——从未建立平等伙伴关系，而始终维持着交易性的剥削模式。通过多哈回合谈判停滞、碳减排标准双重性等典型案例，叶文教授揭露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存在的系统性矛盾：一方面通过G20等机制边缘化南方国家议题，另一方面又将脱离发展中国家实际能力的减排目标强加于人。他特别以印度尼西亚需要2000亿美元实现西方碳标准的案例，揭示了气候治理中的资金与技术鸿沟。叶文教授指出，这种不平等已渗透到经济神经末梢：印度IT服务业85%的雇主来自美国，形成深层依附关系。在批判基础上，叶文教授呼吁道，当西方议程损害自身发展权益时，全球南方国家应勇敢说“不”。这种态度转变不仅是对既往顺从姿态的突破，更是重构国际话语权的起点。
柯成兴教授在发言中提出了对国际合作前景的审慎思考。他以冷静的学术视角指出，当前国际合作的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北方国家的自私行为，而应认识到国际合作本身存在的结构性难题。柯教授通过三个层面展开分析：首先，他以巴黎气候协定和可再生能源推广为例，说明即使存在明显共同利益的领域，国际合作仍可能失败；其次，他指出WTO等国际机构功能弱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最后，他特别强调，单纯依靠“良好意愿”不足以维系国际合作，必须建立有效的制度平台。在悲观论述中，柯教授仍保留建设性立场：一方面承认东盟等成功案例的价值，另一方面呼吁全球南方国家以更务实的态度参与国际机制改革。
郑永年教授的发言围绕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路径提出了三个关键洞见：第一，他辩证地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合作中必须平衡集体行动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强调任何合作框架都应尊重各国发展需求的差异性。这一观点既肯定南南合作的必要性，又警惕“一刀切”模式的潜在风险。第二，他提出“开源式现代化”理论，以中日新三国成功经验为例，说明现代化不是封闭的专利体系，而是可因地制宜、博采众长的开放进程。这一理念打破了现代化道路的单一性迷思。第三，在全球治理层面，郑教授呼吁新兴大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特别强调中国应通过分享自身现代化经验，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发展伙伴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