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的“后法优于前法”原则在此得到了生动体现。根据这一基本原理，当新近形成的国际法律文件对既有法律安排作出明确否定或调整时，后者优先适用并废止前者。1895年的《马关条约》是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的，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自愿同意。二战时期，国际社会以《开罗宣言》为基点，明确将这一条约及其产生的后果加以否定。国际法由此为台湾光复注入了无可辩驳的法律正当性。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由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明确重申了《开罗宣言》的核心条款，提出“《开罗宣言》之条款必将实施”。这一表达不仅是政治上的再确认，更在国际法层面赋予了《开罗宣言》更强的法律约束力。根据国际条约解释原则，继受性与重申性条款的出现，意味着前述宣言已被纳入战后国际法秩序，具备可执行的条约效力。《波茨坦公告》因此构成了对日本领土处置的国际法律决议，确认了日本必须归还窃取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的义务，形成战后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法律共识。
《波茨坦公告》不仅是对《开罗宣言》的继受与升华，更是对日本占领台湾合法主张的彻底驳斥。在国际法理论体系中，这种战后领土安排文件所体现的原则，被认为是“国际习惯法”与“国际公约法”的交汇点。根据《国际法院规约》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解释方法，共同声明、投降确认及战后实践相结合，使得这一领土归还义务具有普遍性约束效力，成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律基石。
第二，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发布的《终战诏书》以及9月2日正式签署的投降书，进一步确证了台湾光复的国际法正当性。
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以及随后的无条件投降书，是二战历史与国际法秩序的重要见证，昭示着日本对其侵略扩张的彻底否定，更以不可更改的国际法律形式，确认了台湾等被窃取领土的归属。天皇诏书以明确的语句宣告接受《波茨坦公告》各项条款，这一法律承认，根本性质上是一种对战争罪行的法律承认，也是对战后国际法体系重建的主动顺应。它不仅是日本帝国的投降书，更是日本天皇代表日本帝国的认罪书，是正义和主权原则得到维护的重要法律文件和证据。在国际法学理中，“有约必履行”（pacta sunt servanda）被奉为条约法的最高原则，意味着一旦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以自愿与明示方式作出承诺，便必须严格遵守。日本投降书的签署及其履行，正是这一原则的生动体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