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既可以通过效率优势创新产品功能和服务方式，消除现存的消费缺口，也可以通过拓展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范围促进消费升级。例如，人工智能利用技术、效率和共享性优势，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以及努力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都可以成为与产业融合的重要领域。
人工智能催化和赋能新质生产力，需要以必要的改革为前提，形成与这种崭新生产力形态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也有赖于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进行的体制机制创新。经营主体之间在技术创新和应用上的均衡性，既决定生产率提高的程度，也关乎生产率能否得到合理分享。
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关键，一是把技术创新转化为生产率的提高，二是更高生产率得到充分均等的分享。与之相对应，一方面，着眼于创造要素充分流动和企业自由进退的市场环境，形成创新的优胜劣汰机制；另一方面，在城乡间、区域间、产业间构造均衡发展、均等分享的格局，实现人工智能向善目标。
显着缩小收入差距
智能向善这个理念通常体现在目标和手段两个维度，衍生出亟待探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方面，智能向善的目标包容多个层次，在最终极的层次上，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应该服务于更好造福人类这个目标；在一个更紧迫、作为起点意义的层次上，人工智能应该优先应用于改善民生、提高福祉。另一方面，智能向善的手段涉及当事人之间激励相容的问题，即如何让人工智能模型、系统、平台和代理的应用，能够像解决市场成本收益问题一样，破解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品供给中的外部性难题。
首先，应对结构性就业矛盾。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性质已从总量性转变为结构性，人力资源的数量和素质都面临匹配困难，表现为区域间、产业间和岗位间存在错配的现象。这种就业矛盾表现为青年就业群体遭遇高失业率，大龄劳动者过早退出就业市场，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不足，农村转移劳动力流动性降低、流动范围缩小。上述种种表现，既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抑制就业质量的改善。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可能产生双重效应，孰强孰弱取决于规制、激励和引导。一方面，新技术的应用既创造新岗位也破坏旧岗位，岗位创造往往少于和滞后于岗位破坏，根源也恰恰在于技能的供需不匹配。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蕴含着破解就业难题的强大能力。例如，人工智能赋能人机协作，就会引导技术增强劳动者能力，避免劳动者岗位被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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