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台防卫承诺重回“战略模糊”轨道。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均维持“战略模糊”政策，即在是否军事介入台海冲突问题上保持刻意模糊，以同时威慑中国大陆的“武统”意图与台湾的“法理台独”冲动。〔19〕然而，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2021）通过高频次、大规模对台军售与高层互访提升美台关系实质水平，已显现出突破这一传统的迹象。2025年特朗普重返执政后，其对台政策在继承第一任期遗产的基础上，呈现出显着的“交易型现实主义”特征，在延续对华战略竞争框架的同时，更加强调成本收益核算与战略模糊性。这实则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理念下对台海政策的重新校准。拜登政府时期，曾在多个场合清晰表态，一旦台海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将军事“协防”台湾，〔20〕这意味着其台海政策出现明显的“清晰化”。特朗普再次执政后，这一态势发生明显改变，其对台湾安全承诺的清晰度显着降低，呈现出“战略模糊2.0”特征。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台海政策明显从拜登的“战略清晰”向“战略模糊”回调，但这种回调并非简单的政策倒退，而是基于实力政治计算的模糊升级。传统战略模糊的核心是“是否介入”的不确定性，而特朗普政府的“模糊2.0”聚焦于“介入的条件与成本”的不确定性。这种“战略模糊”的升级具有双重功能：对内，它为特朗普政府保留了政策灵活性，可根据中美经贸谈判、国内选举周期（如2026年中期选举）随时调整对台政策；对外，它向两岸同时释放矛盾信号——对大陆暗示“美国不会支持台独”，对台湾暗示“不增加军费将失去保护”，从而双向施压以获取更大战略利益。
第三，对台军事支持从无偿军援转向强迫军购。1982年美国政府在中美《八·一七公报》中明确承诺，美国“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但此后的事实表明美国背弃承诺，不仅扩大对台军售的数量，而且不断提高出售武器的性能。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不断加速武装台湾的进程，随后的拜登政府延续这一政策并有所突破。2022年底签署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首次授权美国政府在五年内每年向台湾提供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是1979年美台“断交”、撤军后美国首次向台湾当局提供军援，使美国完成了从对台军售走向对台军援的历史性跨越，〔21〕标志着美台军事关系从商业性军售向准盟友式安全援助的实质性升级。不同于拜登政府，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台海政策突出和强调“美国优先”原则，新版国安报告明确将“责任分担与责任转移”列为优先事项，拒绝盟友“搭便车”行为。在此原则指导下，特朗普政府暂停了拜登时期启动的对台军援项目，转而施压台湾扩大军购规模并提高防卫开支的GDP占比。从拜登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对台军事支持的力度并未减弱，但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拜登时期从有偿军售走向无偿军援，彰显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向中国大陆发出“明确威慑信号”；特朗普第二任期则回归有偿军售，同时不仅要求台湾自费购买武器，还要大幅增加自我防卫开支。这一转变意味着，在特朗普本人的认知中，台湾从美国的“战略资产”降格为可供榨取的“交易对象”，其安全保障不再被视为美国的责任，而是需要台湾“付费”换取的服务。
第四，在美台贸易上从互利合作转向单向索取。拜登政府颇为重视与台湾的经贸关系，通过“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制度化、机制化，2023年6月签署首批协议，涵盖贸易便捷化、通关流程简单化等内容，旨在深化美台经济联系。然而，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的贸易政策，其重要出发点是以关税为主要手段重塑对外贸易体系，推动制造业重建和回流。美台经贸关系也从互利合作转为单向压榨。一年来，特朗普政府接连实施对贸易伙伴钢铝、汽车进口加征关税，并对全球贸易伙伴滥征所谓“对等关税”，台湾亦未能幸免。〔22〕在关税高压下，台湾当局被迫与美方展开谈判并达成贸易协议，承诺向美国直接投资2500亿美元，用于扩大在高端半导体、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业务；同时台湾还要提供2500亿美元的信贷担保，以支持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建设。作为交换，美国将对台湾进口商品的关税从20%降至15%，并对在美增加投资的台湾芯片公司予以关税豁免。〔23〕由此可见，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对台湾经济价值的认知存在重大分歧：前者将台湾视为重要贸易伙伴，通过“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等制度机制推动美台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而后者公开指责台湾“窃取”了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因而以关税为武器攫取台湾的经济利益。所谓“美台关税协议”，不过是美国以高关税为手段对台湾实施经济掠夺的遮羞布，是一场对台湾产业进行“吸血式”的打劫。这不仅暴露出“美国优先”的利己本性，更暴露出美国将台湾视为棋子、予取予求的霸权逻辑。
综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台海政策，是“美国优先”理念在台湾问题上的具体投射，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军售升级、承诺降级、成本外溢”。这一政策既非简单的“弃台”，亦非无条件的“保台”，而是将台湾转化为“可消耗的战略资产”——通过武装台湾增加大陆统一成本，通过模糊承诺规避美国战略风险，通过经济掠夺获取巨额利益。
需要强调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海政策的调整，主要是手段和策略方面的调整，而非战略方向的转变。尽管特朗普政府推行全球战略收缩，但其意图在于以退为进，通过收缩部分地区的直接介入，腾出更多战略资源，以更有力地支撑其印太战略的落实，从而更有效地开展对华战略竞争。从新版国安报告来看，特朗普政府继续强调“第一岛链”的地缘价值，并突出台湾在其中的战略位置。由此观察，尽管特朗普本人在某些场合发表的个别言论，表面上呈现出某种“弃台”意味，但不宜对之进行孤立解读，而应结合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实践加以考察。从目前情况看，特朗普含有“弃台”意味的个别言论并未转化为实质性的政策调整，美国“以台制华”的台海政策主轴并未改变，特朗普台海政策的交易性指向更多是针对台湾当局，即要求台湾向美国付出更多实际利益以换取安全保护。仅凭个别言论即断言特朗普政府会“弃台”或“卖台”尚缺乏充分依据。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无确切迹象表明美国有“弃台”的打算。
三、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台海政策调整的动因分析
相较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海政策的延续性，政策的变动性更受国际社会和两岸各界关注。造成上述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调整的原因，可从国际、国内与个人三个层次加以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层次划分并非依据行为主体，而是从问题分析视角，分别考察国际格局、国内政治与领导人个人特质三重因素如何作用于当前美国台海政策的调整。
（一）国际因素
第一，国际力量格局的演变。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在全球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削弱，尤其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使美国第一岛链的传统军事优势受到挑战。这一结构性变化深刻影响着美国对介入台海冲突的成本与风险的战略评估。其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着提升，尤其是经济体量、军事能力与科技实力的持续增长，美国意识到与中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的代价将难以承受。其二，中国在涉及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一贯立场，使美国认识到在台湾问题上“硬碰硬”难以奏效。这些因素共同促使美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目前中美战略竞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在塑造双边关系走向中的主动性有所增强。对美国而言，长期竞争、管控危机、避免冲突，可能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对华战略竞争的主轴。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刻意回避对台防卫的承诺，既是对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的被动适应，也是其重新评估成本收益后的主动选择。
第二，国际规范约束的弱化。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通过国际制度、多边机制与规范体系对各国施加制度化约束和社会化影响，全球化浪潮也在这一秩序框架下快速推进。在这一秩序框架下，美国的台海政策虽以自身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规范的约束，需要顾及盟友观感与国际舆论。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海外反恐战争的巨大消耗，〔24〕以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使得美国维护这一秩序的能力均有所下降，特朗普的两次执政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冲击尤为剧烈。特朗普政府“规则意识”淡薄，无视国际制度的规范和约束，频繁违反签署的国际协定，在国际组织之外开展单边行动。面对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发动的关税战，世界贸易组织基本起不到多少制衡作用。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加拿大的政策和言论，完全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本原则、基本精神背道而驰，而面对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霸凌行径，其他国家很难利用国际制度与规则来约束美国的行为、有效维护自身利益。〔25〕国际秩序规范基础的松动深刻影响着美国台海政策的基本取向。当美国自身不再受制于国际规则时，其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选择也会更加“灵活”，交易化与机会主义倾向更为明显。特朗普台海政策调整，也是在这一国际规范体系弱化背景下的产物。
（二）国内因素
第一，美国内部经济社会矛盾的加剧。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调整的深层动因，与现阶段美国面临的经济社会困境密切相关。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形成了信仰“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哲学，在经济“脱实向虚”政策的导向下，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问题日益突出，国内贫富分化持续加剧，中产阶级规模日益萎缩，社会流动性显着下降，由此催生了大批美国民众对美国衰落的认知。〔26〕此外，移民问题、种族矛盾、文化冲突等议题持续发酵，美国社会的撕裂程度不断加大。在此背景下，美国民众对军事干预外国事务的支持度明显下降，越来越多的民众倾向于将国内议题置于外交事务之上，对美国政府在海外投入大量资源持反对态度，民众对建制派精英的政策话语愈发反感，对其构建的全球化叙事体系的认同持续走低，特朗普政府敏锐捕捉到这一社会情绪的转变，其“美国优先”的政策路线正是对这一民意结构变化的回应。在台湾问题上，这意味着美国民众对“为台湾而战”的意愿有限，特朗普政府顺应这一民意，将台湾问题置于内政议程之后，并试图通过要求台湾支付更多“保护费”来回应国内民众对盟友“搭便车”现象的不满。因此，美国国内经济社会问题的加剧，使美国难以承担高成本的海外安全承诺，同时，由经济社会问题带来的民意变化，通过民意传导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政府的外交决策空间，这构成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转向现实主义考量的重要内因。
第二，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保守化。冷战结束以来，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力量长期主导着美国的内外政策议程，推动美国深度介入国际事务、承担全球领导责任。然而，随着美国国内“新右翼”势力的迅速壮大，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力量开始深刻重塑美国的对外政策。“新右翼”对外政策的核心主张是战略收缩与“国内优先”，反对美国继续充当“世界警察”，主张将有限资源集中于国内建设。这一政治思潮在台海政策上具体表现为：一是要求台湾在短期内大幅提高防卫开支和能力建设，以“自卫”代替“他卫”；二是全面服务于“美国优先”。〔27〕台湾的战略价值不再被视为理所应当，而须在成本收益的计算中接受检验，台湾若想继续成为美国的优先事项，就必须展现出足够的自身价值，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会因历史或传统原因而提供保护。〔28〕美国国内政治思潮保守化倾向，使“弃台论”在政策辩论中的声量有所上升，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弃台”在近期内将成为现实政策选项，但这也为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交易化取向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
（三）个人因素
第一，特朗普对台湾价值的认知。当前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均占据多数席位，特朗普也已完成对共和党内的全面整合，其个人政策偏好能够更直接地主导政府决策，这意味着特朗普本人对台海政策的取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台海政策的实际走向。特朗普台海政策的交易化取向，与其本人对台湾问题的独特认知密切相关。特朗普对台湾缺乏情感投射，并不将台湾视为美国必须捍卫的“民主前哨”。在特朗普的认知中，台湾问题首先是一个可资利用的“筹码”，而非不可退让的原则问题。从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议程排序上看，在《2024年共和党党纲》列出的20项议程中，绝大多数都旨在解决美国的内政事务，如前五项议程分别为打击非法移民、开展驱逐行动、结束通货膨胀、重振美国作为世界能源生产主导国、恢复美国制造业超级大国地位等，外交事务在这一议程中位置比较靠后。从特朗普政府一年来推进的政策议程看，其外交层面的优先议程集中在俄乌冲突、西半球问题以及格陵兰岛，台湾问题并不在特朗普优先解决的政策议程之中。更为关键的是，特朗普本人只是将台湾问题视为一个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当局进行博弈的“筹码”，并非意在实质性地“保护台湾”。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与先前“承诺”和形象并无必然联系，其更多地将台湾问题视为对华战略竞争的战略工具，以及向台湾当局“要价”的筹码。换言之，他并不想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直接军事冲突。〔29〕
第二，特朗普交易思维的驱动。特朗普的商人背景与个人特质深刻塑造了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与职业政治家不同，特朗普习惯于以交易思维看待国际关系，将外交视为一系列可以讨价还价的“生意”。在这一思维模式下，原则、承诺、同盟关系等传统外交要素都被看作可交易的筹码，政策的目标不是维护抽象的价值或秩序，而是获取具体的利益回报。这种交易性思维体现在其台海政策上，就是对中国大陆和台湾两边施压，试图两头获利。一方面，放话威慑、吓阻中国大陆采取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另一方面向台湾施压，要求其大幅提高防务预算，向美国支付更多“保护费”，将半导体的先进制程迁往美国。特朗普曾将台湾比喻为“笔尖”，将中国大陆比喻为“坚毅桌”，〔30〕这表明台湾在特朗普的政策逻辑中并不具有重要价值。受交易型现实主义思维的支配，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与机会主义特征，也使台湾民进党当局“倚美谋独”的如意算盘面临“釜底抽薪”般的打击。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次对政策调整的影响并非均衡。个人层次在推动台海政策“交易化”取向方面发挥着更直接的作用。国内层次经济社会问题加剧以及保守主义思潮兴起，成为“美国优先”原则的重要起因。国际层次的影响则更为复杂，针对如何推动对华战略竞争，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视台湾为第一岛链“拒止—威慑”战略的关键节点，主张巩固对台安全承诺以强化对华竞争态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台湾正从“战略资产”转化为“战略风险点”，加之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非美国的核心利益，为此卷入台海战争代价过高。三重因素相互迭加，共同推动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海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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