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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最新公开的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地图。（图源：2026年5月4日梅尔通讯社画面截图，《东亚日报》转载） |
中评社首尔5月13日电（记者 崔银珍编译）韩国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全在晟在日前发表于《东亚日报》的专栏中指出，伊朗战争所引发的冲击显示，国际秩序正加速走向碎片化，基础设施与安全保障的“收费化”也逐渐成为大势。他认为，美国如今正转向只向能够为其战略利益作出贡献的国家开放“俱乐部”资源，韩国也不能再停留于“应站在哪一边”的旧式二分法之中，而应进一步成长为在产业、供应链与安全领域能够主动生产公共产品的国家。以下为专栏全文编译：
伊朗引发的军事与经济紧张将以何种方式收场，至今仍在迷雾之中。美国与伊朗都清楚，难以承受滑向全面战争的扩战代价，因此通过斡旋或有限协议换取一段暂时的缓和期的可能性较大。然而，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并不只是是否终战。更重要的是，美伊战争之前与之后的国际政治，已不可能相同。此次冲突发出的，正是一记决定性的警讯：过去数十年来由美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今后已无法再被稳定供给。
长期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一直是世界经济得以运转的基本前提。中东能源能够流向全球、全球供应链能够维持，依赖的正是由美国独自承担成本的“海上交通线安全”这一公共产品。所谓公共产品，是指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且一人的消费并不剥夺他人的使用机会。然而，这次事态表明，仅凭美国压倒性的霸权，已难以继续维系这一公共产品。
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自身正开始将这一公共产品重新定义为“俱乐部产品”（Club Good）。所谓俱乐部产品，是指只有缴纳会费的成员才能享受其利益的产品。如今，美国已不再将安全、全球定位系统（GPS）、海底电缆、尖端半导体供应链以及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结算网络等视为普遍性价值。只有那些能够为美国战略利益作出贡献的国家，才会被邀请进入俱乐部；否则，要么被排除在外，要么必须付出高昂成本。国际政治已进入这样一个交易时代。
这种变化，并非单纯的政策转向，而是出自美国深层的国内政治危机。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使收益更多集中于大城市精英以及金融、技术资本，而制造业工人和地方基层群体则被边缘化。所谓“全球化失败者”的愤怒，最终成为以特朗普主义为代表的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
当民主国家无法解决内部不平等与产业空心化问题时，选民反而选择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持敌意的政权，由此产生了一种悖论性的结果。那些打着代表民众不满旗号上台的人，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视为国富外流，并以彻底交易化的视角处理同盟关系。民主制度反而解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结构性矛盾，已成为短期内难以化解的国际政治新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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