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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师范大学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学系副教授李其泽。（中评社 资料照） |
中评社台北5月6日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日前修订《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实质取消“救难、输送、警戒、监视、扫海”五类限制，使军舰、飞弹等杀伤性装备得以对外输出。彰化师范大学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学系副教授李其泽6日指出，这不只是技术性松绑，而是日本战后安全角色的质变，从受和平主义约束的军事强国，转向以军工输出重塑区域安全架构的“准安全供应国”。
“对台湾而言，这是一种高度矛盾的双重现实。”李其泽指出，一方面日本将台海纳入安全逻辑并扩大军事能力外溢，确实提高中国在第一岛链行动的成本；另一方面台湾也更深嵌入中日对抗与美日同盟体系之中，成为多重战略互动的交会点，风险结构由单一威胁转为“多边耦合”。
李其泽指出，此一转向具有清晰的制度演进轨迹。自1970年代全面禁武出口，到2014年安倍晋三政府以《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取代旧制，开放人道用途与国际共同研发，再到今日将“杀伤性装备可出口”制度化，日本已逐步完成从“自我约束”到“有限外溢”再到“战略工具化”的三阶段转型。关键不在于出口本身，而在于军事能力首次被纳入对外权力配置的正式政策工具箱。
根据《中时新闻网》报导，李其泽说，高市早苗已明确将台海情境纳入“存立危机事态”框架，意味着日本安全边界由本土防卫外推至第一岛链整体。其次，是对美国战略可信度的避险。特别是特朗普执政风格的不确定性，使日本更倾向建立“半自主吓阻能力”，而军工输出正是将产业能力转化为战略资产的关键途径。第三，来自俄乌战争与中东冲突的经验显示：现代战争的核心不仅是技术优势，更是持续量产与供应链韧性，没有军工输出，就难以支撑长期吓阻与继战能力。
李其泽指出，日本军售的意义，已从“经济行为”转为“秩序工具”。以4月18日的日澳巡防舰合作案为例，三菱重工为澳洲建造新型军舰，金额高达百亿澳币，这不仅是产业输出，更是将日本嵌入南太平洋安全网络的制度性安排。同样，若菲律宾引进阿武隈级护卫舰成真，则日菲关系将从政治互信升级为包含训练、维保与后勤整合的“准军事同盟”。换言之，日本正透过军售构建一套“去美国中心化但仍与美国协同”的区域安全网络。
李其泽分析，中国官方不再仅以历史记忆批判日本军事正常化，而是将其界定为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制度性突破，并援引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来质疑其正当性。同时，中方已对日本实体祭出双用途出口管制，显示回应手段从舆论转向经济与科技层面的结构性反制。这意味着，中日竞争已由“议题摩擦”升级为“规范与秩序的对抗”。
李其泽表示，因此，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日本是否“重返军事国家”，而是印太秩序已进入快速重组的临界点。当军工输出成为国家权力延伸的一部分，中日之间的竞争将不再是渐进调整，而是围绕产业、制度与安全网络的全面性对抗。未来的关键问题，不在于谁先改变规则，而在于谁更能承受这场结构性对抗所带来的长期成本与系统性风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