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崇涵说，唐罗主义的另一核心是“美国至上”的彻底落实，只要有利于美国政府与外交政策，美国什么都可以做；反之，没有利益、无法变现的承诺，美国不会执行，所以过去盟友仰赖的美国承诺，在特朗普眼中并非义务，而是交易条件。
特朗普政府在乎的是盟友是否具备足够的经费与能力自我支撑，吴崇涵说，只有在这前提下，美国才会选择介入或协助，这种做法使得安全、同盟与价值不再是前提，而是谈判桌上的筹码。
谈到唐罗主义对国际社会的冲击，吴崇涵认为，特朗普透过言语施压、领土性挑衅与经贸手段，已经对既有同盟体系造成松动，过去愿意买帐的盟友继续配合，不愿买帐者则开始另寻出路。
他说，加拿大与墨西哥就是明显例子，当加拿大不再完全接受美方条件时，便开始转向与中国、欧盟与印度深化经贸往来。欧洲各国对特朗普的不满更为明显，欧盟内部开始讨论“N－1架构”，是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非中国。
吴崇涵分析，面对这种压力，中等或次强权国家大致会出现两种反应，一种是尝试走向“第三条路”，不完全靠拢美国，也不直接纳入中国体系，而是自创路径；另一种则是中小型国家在缺乏选项下，只能被迫吞下不利条件。
吴崇涵举例说，台湾、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过去仰赖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庇护，在选项有限的情况下，可能只能继续依附美国，并承担更多不对等代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