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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现场（中评社 崔银珍摄） |
中国四川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黄云松表示，中日韩合作的停滞或者低速发展不应该是地缘政治的宿命，而是制度设计的缺陷或者失败。实际上是一个做战略决断的时候了，有三方面的关键突破：第一个突破是建立历史问题的制度化解决机制，把政治负担转化成为合作的资产。第二个突破是应该构建技术竞合的动态平衡机制。第三个突破是锻造抵御域外干预的集体意愿和行动能力，用区域的自主性稳定性对冲全球体系裂变的破坏性和不确定性。为了拓展深化三国合作，有两点建议1）突破障碍困局的战略处方、2）制度性创新的现实路径。我们究竟是要成为21世纪的新冷战的前沿阵地，还是选择成为全球多极化和发展繁荣的领航力量。答案不是应该由华盛顿来决定，而是应该由我们自己包括诸位在内的三国知识界，战略圈和决策层共同作出决断。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西野纯也表示，作为对三国合作的政策性建议：1、日中韩三国合作应该起到维持地区力量均衡的作用。为此，通过首脑及高层定期召开构筑一贯的沟通渠道比什么都重要；2、需要三国的制度支持，以提升TCS的知名度和能力，检查峰会结果的落实，促进务实合作；3、为了缓和军事紧张，需要共同努力。三方之间缺乏有效的安保对话体，网络领域的合作迫在眉睫。建立沟通渠道将成为重要的出发点；4、在朝俄关系的深化中，引导中国在解决韩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课题；5、最严重的，为了改善国民之间的负面认知和消除误会，应该更加积极地扩大人员交流。特别是构建未来一代领导人和专家共同讨论区域内共同课题的交流平台将成为有效的方法。
《东京新闻》首尔分社长上野実辉彦表示，在特朗普2.0导致局势不稳定的今天，从短期观点来看，可以成为加强日中韩合作的机会。不仅要深化容易受到国际环境和力量均衡影响的外交、安保、经济，还要深化共同社会领域课题的合作，努力构建中长期的信赖关系。在采访现场感受到的是，由于各种因素，市民层面的对中感情正在急速恶化。想再次强调，韩国和日本的政治受到舆论的强烈影响。持续展示可视性的合作和成果才是三国长期国家利益的道路。
韩国世宗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郑载兴表示，韩中日三国合作亟需寻求符合新多极国际秩序原则的战略共识。需要基于对新的国际秩序变化的共识达成战略协议，需要通过激活小多边磋商机制（RCEP、韩中日自贸协定等）来疏解风险。如果不改善冷战思维和敌对性相互认知，接近韩半岛和南中国海问题，地区局势将进一步恶化。如何摆脱现有方式，确保合作动力，需要从双轨制层面进行创意性的接近或认识上的变化。三国通过构建能够促进企业间相互合作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来解决供应网问题，特别是以各自的技术优势为基础，构建互补的产业分工结构，发展以规则为基础的竞争体制的努力非常重要。同时，在美中尖端技术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三国应重新构建区域内尖端产业价值网、供应链，深化经济及技术领域的相互合作，扩大消费市场。在新的国际秩序中，韩中日应在经济技术合作层面，构建政治外交安保解决新多边合作机制，努力促进地区和平。
韩国西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常任研究员金伯柱表示，随着特朗普第二期上台，韩中日合作的必要性再次被提出，但对市场发展可能性并不乐观。一直以来，高度化的韩美日合作成为制约韩中日合作的最大因素。只要这些结构因素不出现裂痕，中日韩合作只会低水平运作。另外，三国各自民族主义互相冲突，合作的基础也在减弱。但在如此有限的情况下，就特朗普政府难以介入的‘共同利益’达成协议的余地增大也是事实。作为深化韩中日合作的提议：通过认识的转换，可以探索像欧洲统合事例一样的功能主义接近，或者将合作范围从韩中日地区向东亚扩张。特别是在‘东盟+3’框架下，还可以考虑为开发东盟地区进行合作。例如，海底光缆事业等基础设施扩充事业的合作，在网络安保方面，为了防止冲突，反而需要三国共同开发及管理，而不是排除中国。此外，上述三国重启FTA讨论、扩大TCS财源及规模也将成为深化合作的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