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戏
在70年的戏曲生涯中，郭汉城的目光犹如舞台上一束高频率的“追光灯”，始终热切追逐并注视着戏曲舞台的最前沿。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中国重要的戏曲作品他几乎都评论过，其中既有从宏观大势对戏曲美学、戏曲改革与建设、当代新剧目创作等的理性评述；又有从微观层面针对戏曲表演程式、典型人物塑造、思想与形象关系等的深度剖析。加之他“不搞学院式关门研究”“不办经院式刊物”，常年泡在剧场，跟创作者打成一片。他的评论历来都是舞台创作实践的切身感受和鲜活总结，是对戏曲艺术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作出的理性解答。
郭汉城始终坚持在美学框架下评价艺术作品，强调以形式美见长的戏曲尤其要给人以美感享受。他把这种审美追求也带到自己的文字中，写下了许多见解独特、诗心灵动，理性审视与感性流溢交织的评论美文。比如，在《蒲剧〈薛刚反朝〉的民族美学风格》一文中，他通过对薛刚、薛猛两个主要人物性格内在真实性和矛盾冲突复杂性的揭示，阐明了悲喜剧的美学风格和细节对于塑造人物的作用。他表示：“戏曲剧本要求集中洗练，是要求紧紧围绕着戏剧冲突展开描写，而不是排斥细节描写。相反，没有细节，就没有形象和性格，等于取消了文艺的基本特征，这是戏曲剧本刻画人物方法的特点之一。”基于这篇评论，《薛刚反朝》成了蒲剧的长期保留剧目。
郭汉城的评论尊重历史，注重田野勘探，主张把对古代剧作和剧作家的理解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情境中整体考量，从而得出客观、辩证、符合历史逻辑的结论。这从他对汤显祖“汤学”的研究上可见一斑。
80年代，在一次纪念汤显祖的学术研讨会上，一些与会者指摘汤显祖“临川四梦”的改编存在不足和历史局限。在激烈的争论中，大家期待着郭汉城的评论。郭汉城即兴做了题为《汤显祖和他的“四梦”论略》的发言，他“知人论世”，将汤显祖“四梦”的评价置于晚明的社会背景和宗法伦理中，从汤显祖的政治抱负和哲学思想客观审视其作品。他认为：“古典作品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往往同处一体、相辅相成，但都是历史真实性的反映，并不妨碍作品的伟大。如果我们只重视作品里作者的态度，不重视作家在作品里所反映的生活及其客观意义。用这种简单的办法来衡量，那古典作品就没有一个是好的。”他这种不偏不倚、鞭辟入里的论述，使争论得以平息，他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强调汤显祖价值的理论家之一。
郭汉城的戏曲评论始终站在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的角度，把中国戏曲与民族心理、风俗信仰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从人类文化和民族戏曲美学的高度指导当代舞台艺术实践，并与各种贬损和矮化民族文化的言论展开论争。
有段时间，有些人老拿外国的悲剧理论来套中国戏曲，认为悲剧就必须向西方悲剧那样彻底毁灭，一悲到底，那些正义战胜邪恶的结局是“粉饰现实”的“光明尾巴”，会降低悲剧净化心灵的力量并麻痹人们的斗志。郭汉城撰写文章，结合“女娲补天”“精卫填海”中人定胜天的思想以及梁祝化蝶、青儿焚塔、窦娥三桩誓愿等戏曲典故，阐明善恶分明、好人好报的乐观主义精神已作为民族心理渗透到我们的文化形态中，构成了中国戏曲有别于西方悲剧的重要民族特征，指出应重视本民族戏曲的风格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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