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加剧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碎片化，也对中国推动发展中国家平等开展经济合作、构建包容性经济合作机制的路径和空间产生限制。其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俄乌冲突使得我国走出去的路径和面向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俄乌冲突进一步刺激欧美等国收紧国家安全审查等措施加大对我国科技制造业的封锁，提高我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CPTPP）等重要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门槛，乌克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度和广度受到影响，“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也面临新的挑战。二是俄乌冲突促使国际货币格局产生变化，加剧了西方主导的金融货币政策体系与中国脱钩的风险。俄乌冲突持续期间，美欧利用SWIFT对俄罗斯展开的激烈制裁，凸显了西方国家将金融公共产品工具化的趋势，引发的全球金融恐慌至今未息。中国防止金融制裁、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紧迫感前所未有。中国当前既要主动适应SWIFT的运行规则以强化合作，又要努力推动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的优化，在短期内承担着维持平稳合作和改革创新的双重压力。当前趋于分裂的金融货币体系，既给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也使得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双边及多边贸易互换政策制定、自由贸易及投资协定签订等方面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更为严峻的考验，亟需创新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金融合作机制。
（二）中国维护全球安全治理法治体系的立法供给不足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以和平、法治方式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不断为全球安全与和平做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4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正式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破除“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推动各国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提出了系统的中国方案。
当前，大国博弈深刻影响着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形势，安全问题的国际立法难度加大。俄乌冲突爆发后，中国始终呼吁国际社会和俄乌双方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停火止战，启动和谈。〔18〕但俄乌冲突刺激欧美国家进一步升级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加速构建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安全同盟体系”。中国当前在维护全球安全法治体系的过程中，面临着国际社会立法供给不足、参与安全治理阻力加剧的困境。俄乌冲突引发的核扩散风险使得以《核不扩散条约》为基础的国际核军控和裁军机制的有效性大为降低，美国执意以“基于规则的秩序”扩大核军事领域联盟，《核不扩散条约》审议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定常规武器条约》等武力使用法无法及时有效地更新、完善，使得中国在化解核危机、推动核军控和裁军方面缺乏具备确定性、能够总体反映现实需求的法治平台。同时，美国利用俄乌冲突进一步推动北约东扩，整合“美日同盟”等传统的盟友体系，挑战联合国安理会在制定国际安全规则方面的权威性，力图使集团对抗取代机制合作，进一步剥夺中国自主、平等地参与全球安全立法的法治话语权。在周边安全形势恶化、大国军备竞赛升级的情况下，中国立足现行的国际法体系管控竞争、预防冲突、扩大合作的紧迫性前所未有，对公平正义的立法供给的需求性也前所未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