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学习型国家,中国在这些年学到了很多在正常的国际环境下学不到的东西,弥足珍贵。
第一,我们不再假定一个开放市场是永恒的,绝对不能走“采购”立国的路线。此前,一些人和企业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认为企业和国家的发展可以依靠国际市场。“既然可以在国际市场采购,为什么还要自己生产”是当时很多人的主流思路。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对华贸易战争中,这些人和这些企业已经学到了深刻的教训。今天,新自由主义经济思维已经在中国没有市场了。
第二,核心科技等不来,还得靠自己。对任何经济体而言,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的确存在着大量的现存技术可以使用的情况,即西方国家技术的应用和扩散,即经济学中所谓的“后发优势”。但经验地看,“后发优势”只会在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发生作用,之后“后发优势”的弊端会越来越显现。很多年来,中国就面临这样一个局面。当中国开始赶超美国的时候,美国就对中国在高科技上“卡脖子”和在经贸上“脱钩断链”的政策。正如很多人所观察到的,美国的这种政策反而促成了中国在科技上的自强自立。近年来,中国在所有关键的技术领域有大量的投入。有投入就有回报。最近杭州“六小龙”现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科技引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全国范围内,类似“六小龙”那样的企业只是冰山一角。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把“教育、科技和人才”放在一起加以叙事,这表明大科研系统建设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结合国家目前的技术积累水平,这个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势必触发企业层面原创技术浪潮的来临。这一阶段有点类似于二战之后的美国。而一旦整个经济体转向原创的阶段,那么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卡脖子”和“脱钩断链”等不再能够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实际上,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可能在很多领域反过来会依赖出自中国的原创性技术。
第三,建设内部统一大市场,挖掘和拓展内部发展空间。中国是一个具有14亿人口、4亿中产的大市场,但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统一大市场。一旦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那么更多的发展潜力就会释放出来。近年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不是幻想,而是可以通过行政体制和市场机制的改革来达成的。越来越多的要素在促成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唯一的阻力在于行政分割。而行政分割则是可以通过区域或者国家统筹来克服的。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和大湾区一体化的经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不过改革的力度还可以更大更有力。
第四,开放是发展的前提。二战之后,美国之所以变得伟大,就是因为美国的开放。或者说,美国的开放为全世界塑造了这个平台,而全世界促成了美国的伟大。今天轮到中国了。我们在唐宋时期曾经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但是后来封闭起来了。当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尽管我们地大物博,几乎不需要任何外来的货物,但是开放的要义并不在外来的货物,而在于货物流通背后的思想和精神。1980年代,我们总结了历史,得出“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捱打”的结论。这个结论可说是普遍性的,对任何国家都是如此。因此,当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践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中国接过了“自由贸易”的大旗。今天,我们践行的高水平开放具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制度型开放,二是自主的开放,三是单边开放。没有人可以低估中国通过高水平开放重塑国际贸易格局和贸易体系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