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台湾向人工智能制造“外包者”角色过渡。赖清德政府将台湾定位为“美国重建制造业、巩固高科技产业领导地位中不可或缺的伙伴”，支持以符合美国政策的方式扶持台湾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主动将台湾核心技术向美本土转移。当前台湾实现此目标的方式就是加大对美投资，据统计，台湾2024年对美投资总额高达141亿美元，同比增长46%。在美台人工智能合作中，台湾相关核心产业被“再分配”到美国，其制造能力演变成服务于大国战略目标的工具，有沦为美国人工智能产业“附庸”的倾向。
四、美国与台湾人工智能合作的限度
美国始终以维护其全球科技主导地位为核心战略考量，将台湾更多视作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工具性存在”而非对等伙伴。同时受限于客观因素，台湾在合作体系中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致使双方合作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一）地缘政治风险降低战略信任
美国主张与台湾深化人工智能合作，一方面是为了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解决制造业空心化引发的经济问题，巩固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制华”战略目标，以供应链“去中国化”为导向布局“人工智能联盟”体系，加快对中国的“技术围堵”。可见，美国选择与台湾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将台湾捆绑在“人工智能联盟”之上，加剧国际技术合作的意识形态化，损害全球治理机制，通过产业“脱钩断链”阻碍台湾人工智能行业团体开展涉华的产业合作。随着台湾跟随美国对华为、中芯等企业进行出口管制，将经贸措施武器化，中国大陆以维持两岸经济秩序为目标制定反制措施，将8家台湾实体列入出口两用物项管制管控名单。⑧
由此观之，在中美人工智能博弈背景下，台湾充当美国的“马前卒”，不仅并未得到任何好处，反而需要承担美国科技霸权主义的代价，例如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反制措施会对台湾半导体制造业的关键资源供应造成冲击，影响台湾半导体产业的研发进度，这一点也激发台湾社会对民进党政府和美国激进政策的强烈不满。另外，在美国关税威胁下，台湾将重要的人工智能产业向美国本土转移，致使台湾面临供应链“断链”及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台湾社会中的“疑美论”激增。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统计，自特朗普政府重新上台后，台湾民众对美国的信赖感下跌20.8个百分点，各政党对美国的信任感也有所下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