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美元首去年十月曾在韩国釜山会晤（白宫资料照） |
中评社香港5月5日电（记者 郭至君编译）在全球政治体系压力日益加剧之际，“习特会”的潜在会晤正逐渐成形。3月25日，白宫证实特朗普将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北京，这是他八年来首次访华，此前因伊朗冲突而推迟了原定计划。此次延迟反映出，瞬息万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正如何重塑大国外交的背景。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海图国志研究院院长陈定定与其博士生日前在《外交家》官网上刊文表述，本次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高层接触不太可能带来决定性的突破。相反，其重要性在于如何协助在压力下管理竞争——在面临日益加剧的压力下，传达界限、塑造预期，并在这个系统中维持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文章编译如下：
区域冲突、经济外溢效应与供应链重组
地缘政治危机已不再局限于区域边界，而是日益引发连锁的经济与系统性效应，进而反馈至大国关系之中。
伊朗冲突便是鲜明的例证。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约20%的石油与天然气运输需经此处）的供应中断，触发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能源供应冲击之一。在危机高峰期，约有每日1,300万桶的原油供应受阻，迫使全球市场动用储备，并推升油价急遽上扬。因此，这场冲突不仅止于区域安全问题，更迅速演变为对主要经济体产生直接影响的全球经济冲击。
这些外溢效应在各产业领域持续扩大。能源价格飙升引发更广泛的成本压力，世界银行预测2026年能源价格将上涨24%，化肥成本则将增加31%，这将加剧通膨并拖累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与此同时，市场已开始进行结构性调整：随着全球需求因化石燃料价格波动而转向，中国的清洁能源出口在2026年3月飙升至260亿美元，年增率达52%。
综观上述发展，凸显出一个日益紧密交织的相互依存体系，其中区域冲突、经济动荡与大国竞争透过紧密耦合的渠道相互作用。在此背景下，核心问题在于能否遏制这些动荡。这些体系的互联程度越高，全球稳定——以及高层外交的可行性——就越取决于一个关键变数：大国能否在最高层级维持可预测的互动？
这种动态日益体现在外部冲击如何直接影响大国关系上。正如安德鲁·P·米勒（Andrew P. Miller）与麦可·克拉克（Michael Clark）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中所论，伊朗战争不仅耗尽了美国的战略能力，更重塑了中美外交的背景，使华盛顿在峰会前处于更受制约的地位。这一点更体现在华府据报将峰会进展与北京在稳定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输送方面的作用挂钩。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方危机不再是外部变数，而是大国博弈结构本身的一部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