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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中评社 王平摄) |
低税收是无选举时代的产物 普选实施后的香港还能维持吗?
曾钰成提出:“在过去,香港人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小政府、低税收,那是因为没有选举。当普选来临,还能够维持这种状况吗?”
他说,“在西方国家,右派强调小政府、大市场,要减税。左派,强调公平、扶持弱势,但是要加税。过去几十年来,右派上台,税收虽然减了,但福利却不敢减。而左派政府上台后,既承诺增加福利,又不能加税。所以长期以来,福利和税收就越来越不平衡,政府就靠债务度日。”
不可否认,香港的经济繁荣与香港以往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很大关联,而长期实行的低税制是构成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元素,也是吸引世界各地投资者包括众多跨国公司来港的重要原因。临近回归时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陈佐洱就曾批评港英政府突然大幅提高福利包藏祸心,福利过高将导致香港经济社会“车毁人亡”。虽然他的言论当时震惊全城,但是历史正在证明他的预言,福利开支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多年来不断有拓宽税基的呼声,目标就是增加税收。在各种各样的参选者不断慷政府之慨开出越来越大的“竞选支票”的情况下,主要依靠政府税收兑现。不增加税收,参选者的“竞选支票”难以充分兑现;增加税收,就可能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如何选择?
曾钰成认为,“以选举政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选举本身就会为管治带来负面影响”。前个月,美国连政府部门都要关闭了,这就是党争所致。奥巴马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他在竞选的时候就说,不要让政党之争妨碍美国的政府为人民工作,但上台之后他也没能逃脱这种命运,连他的医疗改革也一波三折。
他说:“香港在走向普选时,政治氛围也在变化,举例来说,我们一直以来所提的香港‘核心价值’是有点牵强的,例如‘民主’的核心价值。回归之前,英国人统治了香港那么长的时间,哪里有民主可言?在我成长的年代,‘改善自己的生活不靠政府’可以说得上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之一,我们不靠政府,通过自己的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香港人对于慈善事业是非常支持的。但是,很多人都不希望政府提高税收,也不希望政府来救助。生活不好,就自己努力。”
曾钰成说,“在我大学时,很多同学家庭比较贫困,但那段时间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即只要我愿意努力,一定能改善自己的生活。但长期以来,香港的公共开支占GDP的比重很低,按照曾荫权的说法,公共支出要限制在GDP20%以下,去年突破到了21%,财政司的司长就认为是不得了。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资料显示,公共开支比例最高的国家里,比重超过GDP的50%,北欧的国家都这样,最低的也一般在35%以上,没有像香港这么低的。虽然我们没有国防的开支,但即便是扣除了国防开支的部份,香港的公共支出所占的比重还是很低。为什么我们要限制这么低?因为我们的税收低。当然,你可以说,我们的社会,除了政府的教育经费外,还有民间、社会的经费,总的开支很高。但这也是香港的特点,的确是小政府。”他强调,“现在问题就是,在普选时代,香港还能不能维持这种‘小政府’的格局?”
曾钰成说,前两次行政长官选举还不是普选。2007年,曾荫权对梁家杰时,曾荫权非常清楚,他要争取广大民意的支持。如果他在选举委员会中赢了梁家杰,但是民调却比梁低很多的话,他会非常的尴尬,威信也很难建立起来。所以,在他的竞选过程中,他也没有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在选举委员会上,除了在电视上同梁家杰辩论之外,他也走到街上派传单、拉选票。即便市民没有投票,他也要获得市民的支持。他在电视上首次承诺要推行小班教学。其实长期以来,特区政府都不支持小班教学,认为这是浪费资源,而且在外国的经验看来,小班教学的优势也不是特别明显。另外,曾荫权又承诺增加1%的医疗开支。最后,他承诺要减税。减税他没有实现,在退任时他也表示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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