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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中评社 王平摄） |
选举人才多 管治人才少 在香港实施普选的过程中可能更加明显
曾钰成在接受专访时坦言，香港很多人把目光聚焦在行政长官普选上，但是即使2017年香港能够顺利完成行政长官普选，也并无把握真正解决当前存在的一些情况，比如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政党的作用等等。他指出，当前香港在两个方面上还处于比较明显的空白，一是政治人才的培养；二是科学而完整的政策研究。
曾钰成说，“在彭定康之前的港督都是英国外交部派来的外交官。他们虽然不懂香港，但是具有政治管理才能方面的训练，指挥着十分廉洁而有效的香港公务员队伍就把香港管治得很好。也正是在港英政府实行的这样一种运行模式之下，香港本地精英基本没有获得过成为政治人才的必要训练，香港也就没有形成政治人才的积蓄。香港回归之后，开始由中央信得过的行政长官掌握大局，公务员团队负责执行。只是回归不到五年，便发现这样行不通。因为香港的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比如立法会议员从过去的委任变为选举产生。每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治人物，都必须充分考虑选民和选票的诉求，甚至每一件事都要考虑政治后果。很多人在埋怨泛政治化，但没有办法，现实就是如此。”
“当年起草《基本法》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香港的管治都很有效，说明当时香港的政治体制是很成功的。所以就把当时政府的架构直接抄进了《基本法》里。但当时的立法局议员都是委任，这一条就没有抄。不过这一条带来的变动是很大的，现在从委任变成了选举，随着这个转变，《基本法》里原来设计的香港政府的行政主导，现在已经没法保证了。英国人在的时候立法机关全部议程都由总督决定，所有议员也都是他委任的，当然是行政主导了。”
“中央在《基本法》里加了一些对立法会的限制，这是在过去没有的。回归前，议员可以提出任何法律草案，但现在不行：涉及政治体制、政府运作、公共财政这三方面的都不能提了；另外凡是影响公共政策的法案都必须经过行政长官书面同意才能提，这就等于把议员的部分法案提案权都剥夺了，很多议员对此都不满意。尽管如此，议员可以否决政府的提案，行政主导便没法保证。”
他表示，即使民建联在香港是党员最多的政党，在政治人才的培养上也是不足的。多年来，民建联培养了一批选举的人才，懂得了如何去物色、培养新的参选人。但过去的21年，却没有着力培养相关的管治人才或能进入政府任职的政治人才。“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这不是我们的使命，”他说，同时，也因为建制派和反对派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比如反对派对于成为执政者感到希望渺茫，很容易就把自己的使命与力量集聚于对抗政府，自然也培养不出很好的管治人才。
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执政党”的概念在香港并不是很适用。在实施普选的大环境下，选举人才多但是管治人才少的状况，可能更加明显。
曾钰成认为，香港“应该办行政管理学院、智库或政策研究机构。在一些国家，有的管治人才就是从智库里来的，选举输了就回到智库搞研究，政党上台了就去当官。但香港没有从事政策研究的人能够进政府，有的学者进了政府也难以成为主流。在外国就可以，比如基辛格本身就是学者。香港学术界研究香港本地政策的很少，因为香港很小，做的论文无法在国际性的期刊发表，对自己学术地位没有帮助，政府也没有相应扶持。”
政党对于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
曾钰成认为：“政府在公共事务上应该扮演更重的角色。按照基本法，我们不是以议会的多数党来组建政府，行政长官是独立于立法会之外选出来的。执政党的概念在香港也不是很适用。将来，即便是民建联的党员当选行政长官，也不能说是民建联执政。”
“我觉得，随着行政长官与立法机关通过普选举产生，政党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政党成立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打选战，如果没有这样的选举机器辅助，要在普选胜出就比较困难。民建联成立了21年，我们可以不谦虚地说，我们有着丰富的选举经验，我跟民建联的年轻人说，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以前好多了，当时我们白手起家，在选举上知之甚少。现在，你们代表民建联参选，你们都不需要自己伤脑筋，民建联有整套的参选支援服务。”
他说，2017年实现普选及其以后，如果候选人要寻求政党支持，各政党就会看谁更能满足各政党的要求，更有益于各政党的发展与壮大。如此发展下去，候选人可能就会研究思考，如何与各政党来进行讨价还价。所以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候选人同一个、或多个政党团体建立一种契约的关系。“我们民建联当然也会向行政长官推荐民建联背景的候选人，让他向北京推举，担任重要的岗位。”他强调，这样发展下去，香港各政党对于特区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后方支援记者：杨天 孙仪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