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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中)和中评社副社长王平(右)、中评社采访主任林艳(左)合影。 |
他说,“去年,梁振英对唐英年,他们也知道这是民意的比拼。唐英年说,要是我当选,每个老人家每个月派3000港币。梁振英说,我派2200港币。梁振英的派钱要经过资产审查,这比较符合政府以往坚持的原则,但如此一来便遭到很多老人家的反对。老人家们认为,他们为香港工作了几十年,现在退休了,领点补助居然还要查我?虽然梁振英政府仍是坚持了资产审查,但香港毕竟还是要朝着增加福利开支的方向发展。”
虽然政党也知道,选举中的承诺很难全部兑现,但是为了争取选票,各候选人承诺的基数会越来越大,因而低税制受到的压力也将会越来越大。
普选并不保证一定社会稳定、生活富足
香港一些反对派政治人物刻意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简单地加以政治化、口号化处理,导致有些民众认为普选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此,对西方选举政治素有研究的曾钰成指出:“看一个制度是否优越,最根本的一条是看在这个制度下,人民的生活是不是越来越好。”
他说,我们可以从近20年的世界变化观察与思考。上世纪最后的十年,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苏联原先的加盟国走向了所谓的‘西方民主之路”。1990年代,西方的政治学者和民众普遍认为,人类社会已经找到了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即以定期、公开的选举为基础的民主制度。但新世纪开始不到10年,就出现了很多情况。比如伊拉克,美国从外部通过暴力推翻其所谓的独裁政府,大家觉得,人民解放了,应该马上就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但现在10 年过去了,伊拉克有民主政府么?一个独裁的政府被推翻后,是无法立刻就建立一个新的民主政府的。苏联解体后,许多加盟国家的民主化道路也没有搞得很好。一些西欧和东欧的小国,例如捷克、波兰,它们都有民主的历史,所以转过来相对比较顺利。但是一些中亚都在欢呼颜色革命成功的国家,看来也是不那么顺利。就算实现了民主的选举,也没能建立一种稳定的、开明的社会。
东亚、东南亚有一些国家也展现了这种困惑:“例如菲律宾民主已经走了30年了,但现在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可能阿基诺三世现在好一些,但不明显,有些地方甚至在退步。经济没有当年发展的快,人民的生活也不见得比过去改善很多,发展相对周边国家明显迟缓。泰国的民主也是如此,选举之后,输了的一方不服,要通过其他方式来推翻选举的结果。这种政争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影响,大家都很清楚。”
曾钰成说,以美国本身为例可能更有说服力。2007年开始,美国出现了金融海啸。“大家一看,以美国处理的方式,受害的还是老百姓,大财团是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国家却还要用老百姓的钱来补贴他们,不让他们倒闭,但是那些银行家、金融机构的高层都拿了高额的花红,这是民主的追求吗?这么多年来,很多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学者都在探讨,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人民选出来的政府,本应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为什么美国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不公平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呢?”
发展民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香港实现普选并不就等于万事大吉。曾钰成强调:“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个制度是否优越,最根本的一条是看在这个制度下,人民的生活是不是越来越好。在某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内部矛盾越来越明显,基层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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