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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中）和中评社副社长王平（右）、中评社采访主任林艳（左）合影。 |
他说，“去年，梁振英对唐英年，他们也知道这是民意的比拼。唐英年说，要是我当选，每个老人家每个月派3000港币。梁振英说，我派2200港币。梁振英的派钱要经过资产审查，这比较符合政府以往坚持的原则，但如此一来便遭到很多老人家的反对。老人家们认为，他们为香港工作了几十年，现在退休了，领点补助居然还要查我？虽然梁振英政府仍是坚持了资产审查，但香港毕竟还是要朝着增加福利开支的方向发展。”
虽然政党也知道，选举中的承诺很难全部兑现，但是为了争取选票，各候选人承诺的基数会越来越大，因而低税制受到的压力也将会越来越大。
普选并不保证一定社会稳定、生活富足
香港一些反对派政治人物刻意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简单地加以政治化、口号化处理，导致有些民众认为普选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此，对西方选举政治素有研究的曾钰成指出：“看一个制度是否优越，最根本的一条是看在这个制度下，人民的生活是不是越来越好。”
他说，我们可以从近20年的世界变化观察与思考。上世纪最后的十年，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苏联原先的加盟国走向了所谓的‘西方民主之路”。1990年代，西方的政治学者和民众普遍认为，人类社会已经找到了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即以定期、公开的选举为基础的民主制度。但新世纪开始不到10年，就出现了很多情况。比如伊拉克，美国从外部通过暴力推翻其所谓的独裁政府，大家觉得，人民解放了，应该马上就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但现在10 年过去了，伊拉克有民主政府么？一个独裁的政府被推翻后，是无法立刻就建立一个新的民主政府的。苏联解体后，许多加盟国家的民主化道路也没有搞得很好。一些西欧和东欧的小国，例如捷克、波兰，它们都有民主的历史，所以转过来相对比较顺利。但是一些中亚都在欢呼颜色革命成功的国家，看来也是不那么顺利。就算实现了民主的选举，也没能建立一种稳定的、开明的社会。
东亚、东南亚有一些国家也展现了这种困惑：“例如菲律宾民主已经走了30年了，但现在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可能阿基诺三世现在好一些，但不明显，有些地方甚至在退步。经济没有当年发展的快，人民的生活也不见得比过去改善很多，发展相对周边国家明显迟缓。泰国的民主也是如此，选举之后，输了的一方不服，要通过其他方式来推翻选举的结果。这种政争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影响，大家都很清楚。”
曾钰成说，以美国本身为例可能更有说服力。2007年开始，美国出现了金融海啸。“大家一看，以美国处理的方式，受害的还是老百姓，大财团是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国家却还要用老百姓的钱来补贴他们，不让他们倒闭，但是那些银行家、金融机构的高层都拿了高额的花红，这是民主的追求吗？这么多年来，很多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学者都在探讨，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人民选出来的政府，本应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为什么美国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不公平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呢？”
发展民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香港实现普选并不就等于万事大吉。曾钰成强调：“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个制度是否优越，最根本的一条是看在这个制度下，人民的生活是不是越来越好。在某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内部矛盾越来越明显，基层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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