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欧洲人从来都鄙视美国，认为美国文化粗鄙不堪（uncouth），因此引起了美国人对欧洲人的不满之情。这个现象在美国学者安德烈.S.马尔科维茨（Andrei S. Markovits）的《粗鲁的国家：欧洲为何不喜欢美国》（Uncouth Nation：Why Europe Dislikes America）（2007）一书中有精彩分析。这些事态的发展，使得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但在共同打击和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大前提下，这些矛盾也只能处于蛰伏状态。
然而，冷战结束后，羸弱的俄罗斯难以成为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敌人，反而变成了他们的蔑视的累赘。在冷战后的单极世界中，美国成为了唯一的霸主，并视全世界为它的势力范围，而它的战略利益亦遍布全球。相反，欧洲则越来越聚焦在自身的发展。美欧战略视野和目标的差异愈趋明显，彼此的摩擦也不时发生。美国越来越把战略重点放在亚洲，尤其是亚太地区，而遏制中国的崛起则成为了美国的战略核心。以此之故，美国对欧洲的战略重视度不断下降，对承担欧洲安全的决心和意欲亦随之而持续减少，对维持所谓“西方”的团结的意志也逐渐萎缩。
早在二十多年前，美国著名保守派政论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其畅销书《天堂与权力：新世界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2003）中对此转变已经有深刻探讨。他指出：“经过多年的相互怨恨和紧张之后，人们突然认识到，美国及其盟友的真正利益正在出现巨大分歧，跨大西洋关系本身也发生了变化，而且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变化。”“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变得更加单边主义，而与此同时，欧洲人正着手建立更加全面的国际法律体系，以遏制这种单边主义。”“事实上，到20世纪90年代末，欧美之间实力悬殊正在微妙地撕裂跨大西洋关系的结构。美国人对欧洲盟友对其施加的限制感到不满和不耐烦，因为这些盟友对战争贡献甚微，但他们对‘法律问题’的担忧阻碍了（美国主导的）战争的有效进行。”卡根认为，过去美国和欧洲确实在战略、意识形态和心理上有需要证明“西方”是一个团结的统一体，“但这种需要却随着柏林战争结束和莫斯科列宁雕像的崩塌而消失。”“由于不再需要维护和证明一个有凝聚力的‘西方’的存在，美国五十年来在外交政策上的慷慨在冷战结束后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在没有欧洲太多帮助的情况下，美国能够做好准备并（单凭自己之力）应对世界各地的战略挑战吗？答案很简单：它已经这样做了。”
俄乌冲突的爆发和其对美欧关系的冲击似乎生动地印证了卡根的论断。俄乌冲突初起时，俄罗斯因为战略失误而遭受挫折，而美西方则一方面对俄罗斯施加极限金融和贸易制裁，另一方面则为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和装备，务求大幅削弱俄罗斯的国力。在这场冲突中，俄罗斯固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不过，作为一个拥有大量核武器、丰富自然资源和庞大国防工业的大国，在调整战略后，俄罗斯在战场上和战略上都逐渐取得优势，并控制了乌克兰东部大片土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