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媒体宣传与“宣传战”
从两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主要利用报刊、广播媒体“向全世界讲述美国故事”，创办“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等外宣媒体，同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展长期的宣传战。在顶层设计上，从战争新闻办公室到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国家心理战略委员会，宣传职能不断扩大升级；在传播渠道方面，加大对外宣广播和报纸等的投入；在内容叙事方面，聚焦于宣传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和“繁荣”，攻击苏联“专制”下的腐败与贫穷。
（二）信息控制与“信息战”
20世纪70年代前后，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迅速发展，推动美国信息传播结构深刻变革。“信息控制—认知”逐步取代“宣传—认知”范式，成为新的主流传播理论。社会心理学、博弈论、知觉现象学等理论被引入国际战略形势分析和政治决策过程，构建起新的国际政治理论框架，推动美国国家安全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其思想殖民也随之进入了信息控制与“信息战”阶段。“信息战”成功案例之一，是美国在20世纪80—90年代成功将日本塑造为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的“替罪羊”，为美国政府逼迫日方签订半导体协议、广场协议等创造了舆论条件。这一阶段的核心理念，就是通过信息供给、信息干扰、信息剪裁、信息屏蔽、信息阻断等手法，影响甚至塑造舆论，进而实现信息控制的战略目标。
（三）战略传播与“思想战”
“9·11”事件后，美国在全球发动反恐战争，并以“打击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名，开始以国家外交、安全、军事和宣传体系为基础，构建战略传播体系。2010年，美国政府在《国家战略传播构架》报告中指出，要通过公共事务、公共外交和信息运作等多重手段，针对特定受众精心设计传播和接触活动；在美国及全球推进“普世价值”是美国四大战略利益之一；“我们的安全必须依赖于我们对普世价值的不懈追求”。以此为标志，美国对外传播活动进入战略传播阶段。通过“颜色革命”推翻埃及穆巴拉克政府，是这一时期美国“思想战”的成功案例。调动一切国家资源推动“普世价值”渗透，打赢“思想战”，成为美国思想殖民新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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