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东西德国和平统一模式的主要特点研究 作者：海泽龙（济南），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两岸关系与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副教授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成功案例（即“德国模式”）获得世界各国的尊重，也值得学术界深入探讨。作为二战后国家和平统一的典型案例，历经近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才真正实现国家统一梦想的“德国模式”，主要包括四大特点：大国强势干涉下的“先分后统”的风险型统一，遵循法治轨道“以接触求转变”的和平统一，以发达经济为后盾的“一国一制”吸纳型统一，强大内部民意支持辅之高超外交举措的“以内促外”统一。在总结归纳“德国模式”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本研究尝试就“德国模式”这一政治概念进行定义。
较之二战后以武力方式实现统一的越南模式（已成功实现）、朝韩模式（并未成功），东西德国和平统一模式亦即“德国模式”作为和平统一的典型案例，其“和平统一，一国一制”的最终结果有其特殊的参考价值；2025年10月3日，作为二战后德国和平统一亦即德国模式最终形成已经三十周年，更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与政治意涵。但颇为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对所谓“德国模式”这一政治术语或政治概念本身，并未有深入的专项研究，也并未进行相关严谨、鲜明的定义。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专项探讨东西德国和平统一模式亦即德国模式的主要特点，以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有关国家统一模式的研究与探讨。
德国模式（German Model）缘起于二战后纳粹德国败亡，美、苏、英、法四大战胜国依据盟国之间达成的一系列国际协议，在战后对德国承担最高权力、实施管制和分区占领。冷战的爆发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尖锐对立与剧烈冲突，最终导致德意志的分裂。然而，一直追求国家统一的联邦德国，在立国之初（甚至之前）就已为德意志的再度统一进行准备。在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历史性剧变、民主德国政权难以为继的时代背景下，联邦德国科尔政府果断抓住历史机遇，依托强大的实力和两德民众支持，施展高超的外交手腕，最终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国家统一，“和平统一，一国一制”的德国模式也最终得以形成。
一、大国强势干涉下的“先分后统”的风险型统一
（一）大国惩罚性强势干涉下的国家分裂
二战欧洲战场以纳粹德国彻底战败并无条件投降而结束。依据已达成的国际协议，苏联、美国、英国加上法国作为四大战胜国，于1945年6月5日公布《关于击败德国并在德国承担最高权力的宣言》、《关于德国管制机构的声明》和《关于德国占领区的声明》，〔1〕对德国承担最高权力并实施管制和分区占领。此时，原有的德意志国家（希特勒所谓“第三帝国”）已经灭亡，新的政权尚未建立，德意志地区基层的各类管理机构亟待充实。现实中，盟国管制委员会是德国占领区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占领区“行使最高权力”的则是四国各自的占领军总司令。〔2〕事实上，分区占领的情况“已经决定了德国的分裂”，因为每个占领国都可在自己的占领区内为所欲为，而对于“适用整个德国的”政策则能任意否决。〔3〕鉴于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欧洲历史，控制德国就能控制欧洲地区的均势，〔4〕因此在冷战背景下，德国成为西方遏制苏联扩张的关键因素。〔5〕
以西方三国（美国、英国和法国）为一方，以三国占领的西占区为领土范围，在1949年9月20日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以苏联为另一方，以苏联所占的东占区为领土范围（除西柏林地区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于1949年10月7日诞生。至此，在对战争元凶纳粹德国惩罚性分区占领基础上，在美苏两国之间爆发冷战并加紧控制各自所辖德意志地区的国际背景下，原德国领土上出现了两个德意志国家，德国被正式分裂。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的修建成为美苏划分欧洲势力范围的最后一幕。〔6〕
尽管两个德意志国家的政府（尤其是联邦德国）和民众均长期追求德国统一，但两德关系发展的“小气候”不得不受制于东西方关系发展的“大气候”。以美苏为代表的大国强势干涉是造成德国分裂、两德并立的主导性因素，也是两德长期对峙的关键因素，是违背了德意志民众意愿的外源性而非内生性分裂。德国要想克服分裂、实现国家统一，只能靠自己。
（二）“先分后统”的风险型统一
冷战爆发后，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的紧张对峙，使得联邦德国不得不在统一问题上一直处于“守势”。〔7〕柏林墙的修建及此时联邦德国一直所倚靠的西方盟国的无动于衷，意味着西方国家不会以武力挑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的势力范围。〔8〕德意志的国家统一似乎遥遥无期。〔9〕一些观点认为：法国在1871年割让阿尔萨斯-洛林给德国后，“总是考虑（收复）它，但却并不谈论它”；而联邦德国对统一的态度却与法国相反，即“总是谈论它（统一），但却并未考虑它（如何统一）”。实际上，联邦德国自身也处境艰难，其处于美、英、法三国最高管制权力管束之下，〔10〕而作为两大阵营争霸欧洲的前沿，两个德国分别驻扎着两大军事集团的几十万精锐部队。〔11〕对于德国分裂的境遇，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其回忆录中不无哀伤地称：“德国是小国，德意志民族由于希特勒发动全面战争和招致全面失败的结果，今天仍被分裂。”〔12〕
迫于严峻的政治现实，联邦德国勃兰特政府不得不推行“新东方政策”，“以接触求转变”，实则是为两德分裂“止损”的先分后统的风险型统一。据此，1972年12月，两德政府间正式签订《基础条约》，彼此发展“正常的睦邻关系”，并加强各方面的交流交往。〔13〕两个德国于1973年同时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成为会员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德国则正式全面分裂。然而，《基础条约》后的德国统一进程依然风险重重，甚至有些压力和阻力来自试图对德国“分而治之”的西方盟友。
基于历史恩怨和地缘政治现实，法国对德国的统一进程心态复杂——既担心其过于弱小而阻止不了苏联势力的入侵，又担心其过于强大以至于法国再次被侵略。英国虽然宣称支持德国统一，实则对统一带来的欧洲地区局势变化深感忧虑，甚至在柏林墙倒塌后的1990年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倡议召开有关德国统一问题的包括15个北约伙伴的“非常峰会”，以至于联邦德国认为“在我们的盟友中间不仅仅只有朋友”。〔14〕
由于德国统一会对苏联在东欧地区地缘政治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因此苏联根本不希望德国统一。〔15〕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其《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反复谈及：两个制度不同的德国100年以后将会怎样，要由历史决定。〔16〕1989年10月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庆典期间，戈尔巴乔夫曾表示：“就算做梦也不会同意，让个别（没什么影响力的）来自联邦德国的、鼓吹两德统一的预言家们去处置那些处于两大军事阵营分界线上、因为地缘政治因素而依然无比重要的苏联盟国。”〔17〕从1987年至1989年底，苏联一直对两德合并“持断然拒绝态度”。〔18〕作为联邦德国的统一对象，民主德国历经数十年发展，在苏联东欧集团中综合实力和地位仅次于超级大国苏联，其在国际舞台尤其是欧洲地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且拥有近20万军事力量，其领土上还驻扎有数十万苏联重装精锐部队，这无疑也是块“难啃的骨头”。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1989年初苏东国家的政治动荡和剧变（历史的偶然性），民主德国社会形势也受到波及，最终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这对德国人（联邦德国及民主德国）而言，“非常意想不到”（quite unexpected），〔19〕德国的统一进程随之迅速加快。经过长期准备的联邦德国及其推行的“以接触求转变”的统一政策效果（历史的必然性）逐渐显现。
二、遵循法治轨道“以接触求转变”的和平统一
（一）“以接触求转变”的和平统一
虽然联邦德国自建国之初（甚至之前）就把国家统一作为神圣的历史使命，但随着柏林墙的建立，“以实力求统一”的方法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用，德国统一进程陷入困境。对此，联邦德国勃兰特政府转而推行“新东方政策”，在不放弃德国统一的终极目标下，“以接触求转变”，加强两德政府尤其是两德民众之间的全方位联系。这不但占据求和平、求合作的道义制高点，顺应了边界两侧德意志民众的主流民意，进而迫使民主德国不得不被动合作。其后的联邦德国施密特政府和科尔政府，延续了这种以加强交流与合作为特点的“以接触求转变”的统一攻势。
在承认德国分裂现状的基础上，通过20世纪70年代初签订包括《基础条约》在内的一系列条约，两德进入条约关系时代并走向关系正常化。基于客观现实和民众的人道主义诉求及联邦德国政府的推动等诸多原因，两德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获得快速发展，涉及不同的社会层面，牵涉领域众多，交流形式多样，交往人员数量巨大，民主德国已经无法隔断两个德意志国家及民众间的交流联系。因此，虽然有柏林墙的隔离、两大军事集团和两德的对峙，两个德国的民众共同的历史渊源（在文化、语言、宗教及生活习俗等方面）是无法改变的，德意志民众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依然十分热络。也正是在长期的、涉及各个阶层的社会性交流交往中，两德民众之间的亲情得以维系。尤其是对民主德国民众而言，更能通过接触认识到“德意志邻居”的富足及其差距。
量的积累势必引发质的转变。在1989年至1990年的风云变幻之际，两个德国的民众最终跨越了意识形态、国家政权、社会制度的差异和柏林墙的隔离，克服了两个德国内部的分歧和四大占领国阻碍统一的种种国际压力，推动了德意志民族走向重新统一，成为一次被所有东西方广泛接受的和平的革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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