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民族主义是“特朗普主义”的理念内核。特朗普在2017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强调了美国民族的优先性，并将同“极端伊斯兰力量”的对抗定义为“文明的冲突”。《华尔街日报》对这一演说的分析显示，几乎58%的内容都与民族主义主题相关，达到近40年来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的最高水平。〔17〕特朗普在公开接受采访时也常将自己标榜为“民族主义者”。在第二任期，这一民族主义的底色更为清晰，国务卿鲁比奥提出，美国应以“民族国家”的身份回归到多极世界中，这一表态涉及对美国利益观、角色观、霸权观的重新诠释，即从全球普遍利益回归到美利坚的民族国家利益。
民族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美利坚民族主义自“定居者时代”起就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特征，这根植于17世纪以来“自我-他者”“先到者-外来者”的认知互构中，在此后的不同时代又表现为不同形态的种族对立和排外运动，深刻烙印于亨廷顿所说的“我们是谁”命题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中西部白人“优先”。2016年以来的美国种族矛盾既有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国家认同危机，也有“肯定性运动”以来“逆向歧视”的政策积弊，更离不开政治选举背后的周期性社会运动。特朗普在两届任内先后收紧移民政策，从第一任期的修筑美墨边境墙和颁布“限穆令”，到第二任期的撤销“临时保护身份”（TPS）和移民执法“军事化”，包括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都表现出其反移民、反多元文化和打造白人“种族国家”的连贯取向。
第二，“特朗普主义”——民族主义对保守主义的复兴。在“特朗普主义”之中，民族主义表现出了强大的复合功能，如与基督教传统相结合，强化了以信仰为纽带的爱国主义认同，与先进技术主导目标结合为技术民族主义，而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民族主义对保守主义的复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在长期演化中逐渐具有了“大帐篷”的功能，其核心理念保持稳定，但这些理念的具体内涵却在不断变化，一些价值在某些时代被重新阐释，一些价值则在发展中实现了相互转换，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具有突出的“融合主义”特征，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便是不同思想和利益团体在一个广泛的“大帐篷”中实现“融合”。弗兰克·迈耶（Frank Meyer）根据这一特点将“现代保守主义”概括为“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与保守主义社会传统”的结合。〔18〕“新保守主义”作为上一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表现形态，影响力在小布什政府期间达到顶峰，但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奥巴马上台而一度沉寂，“新保守主义”在外交上也陷入了“过度干预”困境。2016年以来，特朗普以“民族主义”重新定义了“保守主义”并赢得了美国大选，标志着美国保守主义的再度“复兴”，2024年特朗普的再度回归则确定性地开启了新一轮保守主义政治周期。特朗普以“民族主义”实现了对美国保守主义传统的范式重构，改造了“新保守主义”，调整了“首要主义”目标和对外干预路线，使之更聚焦美国的民族国家利益。特朗普第二任期在外交团队组建方面也表现出意识形态整合能力，将“民主推广”和“首要主义”的支持者排除在外，任用了一批主动适应“美国优先”导向的官员，实现了对“新保守主义”派的分化和战略重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