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澳门是理解和诠释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典型案例
从文化权力上看，管治决定文化的主体性，特性影响文化的多样性。明清以来中央政府对澳门进行有效管治，广东督抚、香山县令不时巡视澳门，颁布谕令，规范行为，纠风察俗：从明代喻安性勒石申禁，到清初吴兴祚的诗文怀柔；从焦祈年的仪典巡阅，到百龄、阮元等人的海防校阅，从雍正年间观风整俗使的民俗稽查，到道光时期卢坤、关天培的炮台整饬……，这些举措皆以“天朝上国”的权威为基石，行使对澳门居民的文教礼治及对居澳葡人的羁縻、管理之权，并制定和实施了系列章法与规定，以勒石立碑等方式规范居澳葡人的行为。即使在1887年，面对澳门将通过条约被“合法侵占”的危局，吴大澄仍以主权威仪巡视澳门，震慑澳葡，安抚村民。虽然此后葡萄牙逐步掌握澳门的治权，但中国对澳门拥有的主权从未旁落。在掌握主权、治权的行政优势之下，中央及地方政府在澳门实行保甲，推广“圣谕”，崇尚教化，延及科考，以至孔教兴盛，儒学蔚然，逐步形成以岭南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化主流底色。
葡人“永居管理澳门”后，澳门成为清政府的“法外之地”，在特殊的权力结构下，康有为、何连旺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以传播西方政治、科教新知，郑观应在澳门隐居写成《盛世危言》，孙中山在澳门传播西医知识、酝酿革命思想，康梁弟子乃至前清遗老在澳门设馆授学。
从文化层面上看，此时澳门的中华文化传统不但没有“断流”，反而成为近代革新思想形成和传播的基地，成为鼎革之际中华大地上的另一道文化风景。显然，这种文化权力及其成效在果阿、麻六甲等其他被褫夺主权的葡萄牙殖民地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中华文化为主流的情境下，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澳门坦然接受西方外来文化，并与之和谐相处与相互借鉴提供了可能性。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从历史的经验和成果来看，澳门正是理解和诠释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典型案例。历经数百年的华洋共处，从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到伦理观念，中华文明在澳门的连续性毋容置疑，即便在殖民管治时期，中华文明仍然展现出顽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而中西文化在澳门的相遇、相处也无疑是包容的、和平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澳门的中西文化之间既非非彼即此、有我无他，亦非简单迭加，而是和平相处、相互借鉴、“互动相生”，创造出一种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澳门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独特风景和人类文明的经典案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