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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题：“思想者论坛：日本政局变化与中日关系”
主办：中评智库基金会 中国评论通讯社
主持人：王键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评智库高级研究员
评论员：黄大慧（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李永辉（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创始院长
吕耀东（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苏浩 （北京）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朱中博（北京）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所长
锺厚涛（北京） 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文化与传播系副主任
时间：2025年9月5日
地点：中评社北京总部
王键：开场白
我们回顾一下日本政局变化：石破茂在2024年9月27日当选自民党总裁，10月1日就任首相，履职伊始就宣布解散众议院，创战后最快解散纪录；在2024年10月27日举行众议院选举以及2025年7月20日举行的日本参议院选举，由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两次未能保持过半席位，这是自1955年自民党成立以来，该党领导的政权首次在两院同时失去多数。8月8日，自民党展开两院议员总会，就该党在国会参议院选举中惨败等问题展开讨论；部分议员再次向石破茂施压，要求他提前下台。对此，石破茂重申留任意向，称日本正面临一系列挑战，自己有必要“继续为国家履行责任”（自民党两院议员总会是仅次于党大会的会议，可对重要事项进行表决，但无权直接决定党总裁去留）。9月2日，自民党再次召开两院议员总会；石破茂对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失利再次致歉；自民党干事长森山裕、政务调查会长小野寺五典、总务会长铃木俊一都表达了辞职意向。
内政外交多方因素促成当前的石破茂内阁执政困境。内政困境还有民生经济因素，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GDP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幅1.0%，高于市场预期，连续5个季度实现正增长，经济相对平稳。但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表示：“经济正在缓慢恢复，但需警惕美国关税政策带来的下行风险。”日本承诺对美投资5500亿美元，其投资领域包括汽车、能源、基础设施等，还包括支持阿拉斯加LNG项目，以及对美开放汽车与大米市场等。多年来日本加大对美投资，是为了换取关税降低；但事与愿违，迫于美国压力，日本对美投资继续增大，15%关税对日本经济亦带来压力；意味着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后续可能面临一定的经济风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事实上，近期一系列经济数据表明，美国高关税政策正对日本经济支柱产业造成严重冲击，日本内阁府已将2025财年经济增长预期由1.2%下调至0.7%。
我们今天研讨会最关注的中日关系亦因为日本对华政策的偏差而呈现不稳定态势，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是中日面临的最重要问题；8.15当天石破茂不仅以自民党总裁身分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在8.6、8.9以及8.15等多次讲话仍回避加害者责任，刻意强调其受害者角色；而且，石破茂内阁公然通过外交渠道，劝阻欧亚多国领导人不参加中国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活动，这是在历史问题上继续坚持顽固错误立场；在台湾问题上日本继续采取“暧昧”但实质性支持民进党当局的错误态势；非常严峻的一个事实是，就在9.3当天在台北民进党总部公然举行第六次台日执政党“2＋2外交安全会谈”。凡此种种，台海局势不平稳，近期以来的钓鱼岛海空亦充满危机，中日安全困境空前严峻。
以捍卫和平为主旨的中国9.3阅兵活动在日本也引发广泛关注；石破茂内阁执政困境或其内阁下台对于中日关系具有何种影响，希望各位发表高论。
黄大慧：历史认知逻辑显日本推卸责任倾向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1945年9月2日日本签订投降书的历史节点，让抗战纪念与阅兵成为观察中日关系的重要视窗。我围绕中日关系中的历史、台湾、领土争端三大传统问题展开分析，尤其聚焦日本在历史认知上的逻辑偏差与外宣历史战策略，为理解当前中日关系提供关键视角。
冷战结束后，日本不仅面临经济“失去的30年”，在历史认知上更呈现逐年倒退趋势。1995年村山谈话曾对日本侵略殖民统治作出反省，成为战后历史认知的重要里程碑；但2015年安倍谈话与村山谈话差距显着，其中“日本新一代不应背负历史责任”的表述，是历史认知的明显倒退的表现。
2010年是日本对华认知的重要转折点。此前日本国内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存在分裂，而2010年后逐渐走向统一，核心原因有二：一是2010年8月中国GDP超过日本，日本将其视为“经济战败”，对华认知从“机遇”转向“威胁”；二是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中日海洋权益争端激化，迭加历史问题影响，日本国内舆论与政府立场逐渐趋同，对华认知整体恶化。
对于2025年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日本政府的态度，有意反省历史的石破茂首相，未能如其前任那般在重要历史节点发表“石破谈话”，一方面是执政党在众参两院均未过半数，担心引发政权进一步不稳定；另一方面是日本社会右倾化严重，历史修正主义盛行，面临右翼保守势力的巨大压力。
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核心影响因素的演变轨迹如下：新世纪第一个10年，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首要因素。2001年-2006年，小泉纯一郎任首相期间，连年参拜靖国神社，最后一次还选择在“8.15”战败日当天，这导致中日关系降到了冰点。2010年后的第二个10年，海洋权益之争，尤其是钓鱼岛问题，上升为核心影响因素。2020年进入第三个10年，台湾问题逐渐成为最受关注的现实议题，随着中国解决台湾问题进程推进，日本对该问题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尽管三大问题始终并存，但历史问题的影响呈现特殊特征，其冲击力虽不及台湾问题、领土争端那般突发剧烈，但因长期悬而未决，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将是持久性的。在二战结束80周年的特殊节点，重新审视历史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在历史问题的认知逻辑上，日本存在明显的责任推卸倾向。日本声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伴随军费增长，且冷战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如设立大量与日本相关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导致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进而引发中日历史问题争议与关系恶化。对此，我明确反驳，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被动唤醒”，并非进攻型民族主义。中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聚焦中日相关历史，根源在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伤害最重。中国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其核心在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而非针对特定国家或民族。绝不能将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与所谓“反日教育”画上等号。事实上，若日本能正视历史、纠正错误，历史问题不会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突出矛盾。
日本的外宣历史战是当前需重点关注的议题。2006年安倍晋三首次上任后，日本开始重视外宣工作；2012年安倍再次执政后，于2013年将外宣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实现系统化、战略化升级，并通过调整政府机构强化外宣能力。从具体策略看，日本外宣聚焦领土与历史问题，主要针对中国和韩国，主战场却选在欧美国家，尤其在美国围绕历史问题展开舆论攻势。其外宣工作具有“有组织、有机构、有步骤”的特点，形成常态化推进机制，而非像中国多在争端发生时临时应对，事件过后关注度下降。
日本外宣能有效推进，一方面得益于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源于其外宣策略的精准性与章法。中国需高度重视日本在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上的外宣布局，建立更系统的应对机制，争夺国际舆论话语权。
对于中国今年的阅兵活动，日本主流媒体通过社论表达完全否定的态度，核心论调延续其一贯的责任推卸逻辑：一是抹黑中国阅兵为“宣扬武力”，声称中国因国内经济形势不佳，试图通过阅兵提升民族凝聚力、维护政权稳定；二是歪曲中国外交，将中国与他国正常交往抹黑为“与通敌国家、邪恶国家为伍”，炒作“世界分裂”议题，进一步暴露其在对华认知上的偏见与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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